第19章

3月22，政府代表团抵达柏林。

代表团由五人组成，领队的是外交部长瓦尔特·拉特瑙——他是少数几个在政府撤离前与弗里德里希有过接触的人。其他成员包括两名国会议员、一名法律专家和一名秘书。

弗里德里希在军区司令部接待了他们。与上次诺斯克来访时的剑拔弩张不同，这一次的气氛相对缓和一些。

“冯·克莱斯特将军，”拉特瑙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，语气平和，“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“拉特瑙先生，”弗里德里希点了点头，“很高兴看到您平安无事。”

“谢谢关心，”拉特瑙叹了口气，“说实话，我本来不想来当这个说客的。但总统坚持要我过来，说我和你有过交情，或许能谈出个结果来。”

“那您觉得，我们能谈出结果吗？”

拉特瑙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我希望可以。德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动荡，不能再折腾下去了。”

弗里德里希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给拉特瑙倒了一杯茶：“先喝茶吧。这是我们柏林产的茶叶，虽然比不上英国的，但也别有风味。”

拉特瑙接过茶杯，喝了一口，点了点头：“不错，很清香。”

两人沉默地喝了一会儿茶，还是拉特瑙先打破了沉默：“将军，政府方面提出了一个方案，你可以听听看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第一，政府承认革命委员会在保卫柏林过程中的合法地位，并授予你一等铁十字勋章和柏林荣誉市民称号。第二，革命委员会可以保留一部分权力，比如工人福利、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。第三，作为交换，革命委员会必须承认政府的最高权威，解散军事组织，交出军队指挥权。”

弗里德里希听完，放下茶杯，看着拉特瑙：“拉特瑙先生，你觉得这个方案公平吗？”

“公平与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行。”

“那您觉得可行吗？”

拉特瑙沉默了片刻：“说实话，我觉得你们不会接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们要的不是妥协，而是彻底的改变。”拉特瑙直视着他的眼睛，“我说的对吗？”

弗里德里希没有否认：“是的。我们要的是彻底的改变。不是换个政府，而是换一种制度。不是换个统治者，而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。”

“将军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做会带来多大的动荡？整个德国的经济、社会、政治体系都会崩溃。到时候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。”

“现在的德国，普通百姓就不受苦了吗？”弗里德里希反问，“拉特瑙先生，您去过鲁尔区的矿井吗？您看过那些在井下工作十二个小时、却连一家人都养不活的矿工吗？您去过东普鲁士的农村吗？您见过那些被容克贵族像牲畜一样对待的农奴吗？”

拉特瑙沉默了。

“现在的德国，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，”弗里德里希继续说，“凡尔赛条约的枷锁，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，疯狂的通货膨胀，数百万失业人口...这些才是真正让人民受苦的原因。而你们的政府，对此束手无策。你们唯一会做的，就是镇压、镇压、再镇压。”

“所以你们就想用革命来解决一切？”

“革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，”弗里德里希说，“但革命可以打破旧制度的枷锁，为新制度的诞生创造条件。就像分娩时的阵痛一样，痛苦是暂时的，但新生命的诞生是永恒的。”

拉特瑙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“将军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我理解你的理想。但我必须提醒你，理想和现实之间，往往隔着一条鸿沟。你们的力量还很弱小，如果政府下定决心镇压，你们撑不了多久。”

“也许吧，”弗里德里希说，“但至少我们尝试过。至少我们不会像某些人一样，在敌人来临时选择逃跑。”

拉特瑙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：“好吧，我明白了。我会把你的答复带回斯图加特。”

“谢谢您，拉特瑙先生，”弗里德里希站起身，“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感谢您愿意来这一趟。您是个正直的人，只可惜站错了队伍。”

拉特瑙苦笑了一声：“也许吧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站在你们那边。”

“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”

两人握了握手，拉特瑙带着代表团离开了。

当天晚上，弗里德里希再次通过广播发表了讲话。

“柏林市民们，全德国的同胞们，”他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，“今天，政府的代表来找我谈判。他们提出了一些条件，想让我们放弃革命，回到过去。我拒绝了。”

“为什么拒绝？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！受够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对我们指手画脚，受够了那些腐败无能的政客把我们推向深渊，受够了在饥饿和屈辱中苟延残喘！”

“柏林已经站起来了。我们不会再跪下。不管政府派多少军队来，不管他们要对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绝不会屈服！”

“我号召全德国的同胞们：加入我们！让我们一起，创造一个崭新的德国！”

讲话结束后，整个柏林沸腾了。人们涌上街头，高举着火把和红旗，唱着《国际歌》，高喊着革命口号。那场面，比柏林解放那天还要壮观。

弗里德里希站在军区司令部的阳台上，看着楼下那片火把的海洋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。

“将军，”施密特站在他身后，“您说，我们能成功吗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。剩下的路，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