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
回到军区司令部已经是上午十一点。这座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老建筑曾经是普鲁士战争部的办公楼，门口的铜牌上刻着“柏林军区司令部”几个哥特体大字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“忠诚即荣誉”。

他刚走进办公室，副官施密特上尉就迎了上来。

“将军阁下，有几个客人已经在会客室等了您一个小时了。”

“客人？”他摘下军帽挂在衣架上，“什么人？”

“是...工人代表，”施密特压低声音，“他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您。我看他们不像是危险分子，就让卫兵放他们进来了。”

他点了点头。这个施密特上尉是他上任后亲自挑选的副官，二十六岁，参加过一战，负过伤，对上级的命令从来不打折扣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原主秘密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。

“请他们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几分钟后，三个穿着旧工装的男人被领了进来。领头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，满脸煤灰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一看就是刚从矿井里出来的。另外两个年轻人稍显稚嫩，但同样面带倦色。

“将军阁下，”中年人鞠了一躬，声音沙哑，“我叫卡尔·贝克尔，是鲁尔矿工联合会的代表。这两位是我的同事。”

“请坐，”他指了指沙发，“有什么话慢慢说。”

贝克尔犹豫了一下，从怀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，双手递过来：“这是我们联合会写给您的信。我们知道您是...站在我们这边的。”

他接过信，没有急着打开，而是先给三个人各倒了一杯水。那两个年轻人显然渴坏了，接过杯子一饮而尽。

“将军阁下，”贝克尔看着他倒水的动作，眼眶有些发红，“我们在鲁尔区听说，国防部打算派兵镇压我们。是真的吗？”

他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走到窗边，望着楼下街道上稀疏的行人。

“今天早上，国防部召开了一个会议，”他缓缓说道，“确实讨论了镇压方案。”

贝克尔的脸色一下子白了。

“但是，”他转过身，目光坚定地看着三个人，“我没有签字。柏林军区的部队不会参与这次行动。”

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然后，那个叫贝克尔的矿工突然跪了下来，眼泪顺着满是煤灰的脸颊流下来。

“将军...上帝您...”

“快起来，”他赶紧上前扶起贝克尔，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不要轻易下跪。”

贝克尔站起身，用手背擦了擦眼泪：“对不起，将军，我太激动了。您不知道，我们那里的情况有多糟。矿上的资本家把工资压到战前的三分之一，可是面包的价格涨了十倍。我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，可挣的钱连一家人都养不活。上个月，有个工友在井下晕倒了，工头不但不救人，还扣了他一天的工资...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旁边的年轻人接话道：“将军，我们不是不想好好过子。但凡有一条活路，谁愿意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呢？”

他沉默了。

他知道这些工人说的都是实话。据原主的记忆，战后德国的经济状况可以用“灾难”来形容。1919年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三百，而1920年只会更糟。马克的购买力每天都在下降，人们需要拿着一整袋钞票才能买到一条面包。而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大资本家们，却在利用通货膨胀疯狂兼并中小企业，聚敛财富。

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所谓的“民主”——一个保护资本利益、压迫底层民众的伪民主。

“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他问道。

贝克尔深吸一口气：“我们来见将军，是想请求您的帮助。我们知道您在柏林有影响力，也知道您同情工人。我们想请您出面，向政府提出几点要求：第一，恢复战前的工资水平；第二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；第三，承认矿工联合会的合法地位。”

“这些要求很合理，”他点点头，“但是光靠我一个人是不够的。你们需要更广泛的团结。”

“我们已经联系了其他行业的工会，”贝克尔说，“铁路工人、钢铁工人、印刷工人，都表示愿意支持我们。只要您能在柏林牵制住军队，我们有信心让整个鲁尔区停摆。”

他走到办公桌前，拿起一支钢笔，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。

“这是柏林几个关键人物的联系方式，”他把纸条递给贝克尔，“一个是柏林警察局的副局长，他虽然不敢公开支持你们，但可以在关键时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另一个是《前进报》的主编，他会如实报道你们的诉求。还有一个是柏林工人委员会的负责人，他可以组织柏林工人举行声援。”

贝克尔接过纸条，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内衣口袋里。

“将军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...”

“不要说感谢，”他摆摆手，“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。记住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我这张将军的头衔，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像你们一样敢于站出来反抗的人。”

送走三位工人代表后，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望着墙上挂着的普鲁士地图发呆。

地图上用红线标注着德国的领土——东普鲁士被波兰走廊隔开了，阿尔萨斯-洛林割让给了法国，萨尔区由国际联盟托管，莱茵兰被划为非军事区。每一道红线都是一道伤口，刻在德意志民族的躯体上。

而这些伤口的制造者，现在正坐在柏林的豪华办公室里，商讨着如何进一步压榨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国家。

有人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

施密特上尉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电报：“将军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卡普先生明天要在柏林体育场发表演讲。”

“卡普？”他眉头一皱。

沃尔夫冈·卡普，东普鲁士的地方官员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，自由军团的幕后支持者。这个人一直在策划推翻魏玛政府，恢复君主制。

“他这次演讲的主题是什么？”

“主题是‘拯救德意志’，”施密特说，“据说他会提出一套完整的施政纲领，包括废除凡尔赛条约、恢复征兵制、驱逐犹太人等等。”

他冷笑一声：“看来有人等不及了。”

“将军，我们要不要派人监视他？”

“不用，”他摇摇头，“让他们闹。闹得越大越好。”

“可是...”

“你想想，”他走到窗边，望着远处的体育场穹顶，“如果卡普真的发动政变，最先倒霉的是谁？”

施密特想了想：“是埃伯特总统和社民党政府。”

“没错。到时候政府一定会向我们求援。而我们就可以...”

他的话没有说完，但施密特已经明白了。

“将军高明。”

“不是高明，”他转过身，目光深邃，“是时机。革命的时机，就像水一样，错过了就不会再来。我们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。”

他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。

“下午的安排是什么？”

“下午两点，您要去柏林工业大学出席一个座谈会，主题是‘军队与民主的关系’。晚上七点，有一个军方高层晚宴，在阿德隆酒店。”

“座谈会推掉，”他说，“晚宴照常参加。”

“推掉？可是邀请方是校长本人...”

“就说我有紧急公务，”他拿起军帽，“下午我要去一趟柏林东区。”

施密特愣了一下：“东区？那里可是工人区，治安不太好...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要去看看。”

他走出办公室，下楼来到院子里。司机已经把车准备好了——一辆黑色的奔驰敞篷轿车，是去年刚出厂的新款。

“去东区，”他对司机说，“沿着兰茨贝格大街一直开。”

轿车驶出军区大院，穿过柏林市中心，向东区方向开去。随着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远，街道两旁的景象也越来越破败。宽阔的林荫大道变成了狭窄的小巷，整齐的公寓楼变成了拥挤的出租屋，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垃圾的臭味。

这里就是柏林的另一面。

那些住在西区别墅里的官员和富商们，永远不会踏足这片区域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工人只是劳动力，是选举时的选票，是报纸上的数字。

车子在一个广场前停了下来。广场中央有一座喷泉，但已经涸了，池底堆满了垃圾。周围聚集着上百人，大多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，等待着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发放的食物。

他下了车，走进人群。

没有人认出他来。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大衣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公务员。他站在队伍旁边，看着那些瘦骨嶙峋的孩子和满脸愁容的母亲们。

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队伍里，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婴儿在哭，老太太在哄，但怎么也哄不住。

“老人家，”他走过去，“这孩子怎么了？”

老太太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泪水：“饿啊，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。他妈妈在工厂上班，一天只能挣五十马克，连一块面包都买不起。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巧克力——那是勤务兵给他准备的零食——递给老太太：“给孩子吃吧。”

老太太愣了一下，然后颤抖着接过巧克力：“谢谢您，好心人...上帝您...”

婴儿吃到巧克力，渐渐停止了哭泣。老太太抹着眼泪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感谢的话。

他转身离开，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。

这就是魏玛共和国。

一个让婴儿饿死的共和国。

他回到车上，对司机说：“走吧。”

车子重新启动，沿着来时的路返回。经过一个路口时，他看到一面墙上刷着巨大的标语：

“要么面包，要么革命！”

下面的署名是：德国gcd。

他微微一笑。

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