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

把费奥潘安顿好的那个晚上，加夫里尔回了自己在至冬中心的宅邸。

那是一栋坐落在中心河畔的三层建筑，外墙刷成浅灰色，窗框上雕着繁复的巴洛克纹饰，门廊两侧立着两尊大理石狮子，是从枫丹进口的。宅邸不大，比起至冬堡那些世家贵族的宫殿来说简直称得上寒酸，但加夫里尔喜欢它。这是他母亲用自己带来的嫁妆买下的，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不沾阿列克谢·别洛夫斯基的气息。

这一点很重要。

他脱下象牙白色的外套递给门口的仆人，换上一件居家穿的深绿色丝绒长袍，白色半长发从辫子里放下来，松散地披在肩上，发尾还带着发饰留下的弯。耳后的白色耳羽在暖和的室内完全舒展开来，像两朵蓬松的蒲公英。

壁炉已经烧起来了。

加夫里尔坐到壁炉前的扶手椅上，从旁边的小桌上拿起一份当天下午送来的报告。这不是北国银行的财务报告——那些东西他在办公室就看完了。这份报告是赞迪克派人送来的，厚厚一叠，封面没有任何标题，只有一串编号。

他翻开第一页。

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表，用的是他半懂不懂的专业术语。某些段落提到了“切片”技术的理论模型，某些段落记录了实验体的生理参数变化，还有一些段落描述了一种他从没听说过的物质——来自某个被世界树遗忘的遗迹深处，赞迪克给它起了一个须弥古语的代号，意思是“沉睡者的眼泪”。

加夫里尔看了三页，然后合上了报告。

不是因为他看不懂——他看得懂大部分，妙论派的学术背景足以让他理解这些内容的基本框架。而是因为他不需要知道。他给赞迪克拨款，不是因为他关心那些实验的细节，而是因为他信任赞迪克的选择。

信任。

这个词在加夫里尔的字典里出现的频率很低。他信任的人用手指头就能数过来，而且大概率还能剩下几手指。

赞迪克是其中之一。

原因很简单：赞迪克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，也是最清醒的人。他不会为了感情做事，不会为了道德做事，甚至不会为了所谓“正确的方向”做事。他只做他想做的事，而他想的每一件事都有充分的、经过精密计算的理由。

这种人在加夫里尔看来，比任何道貌岸然的君子都要可靠。

加夫里尔将报告放在桌上，端起旁边温好的红茶抿了一口。茶是须弥产的，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料味，是赞迪克上次从须弥回来时带给他的。

不对。赞迪克上次回来的时候说过什么来着？

加夫里尔想了想，想起来了。

“学长的品味还停留在十年前，”赞迪克把那包茶叶放在他办公桌上时这么说，红色的眼睛在实验室的冷光下看起来格外明亮，“所以我买了我喜欢的。”

加夫里尔当时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纠正“学长”这个称呼。赞迪克很少这么叫他——大多数时候他叫他“别洛夫斯基大人”，偶尔叫他“加夫里尔”，再偶尔，在某些特定的、需要他点头的场合，他会用一种近乎俏皮的语气喊他“学长”。

那个称呼从赞迪克嘴里说出来，总有一种微妙的违和感。

因为赞迪克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会喊别人“学长”的人。他更像那种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让所有人感到不安的天才——教授们对他又爱又怕，同窗们对他敬而远之，低年级的学生们在他经过时会下意识地让开路。

但在教令院的时候，加夫里尔确实是他的学长。

妙论派的明星学生。那时候的赞迪克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——不，不能叫孩子。八岁的赞迪克就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，他是一把还没有开刃的刀，冷冰冰的，锋利得让人不敢靠近。

大多数人都选择远离他。

加夫里尔没有。

不是因为他多有爱心，而是因为他从那个八岁的蓝发男孩眼中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东西。一种与生俱来的、对这个世界规则的漠视。

那时候的加夫里尔也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但他已经在教令院站稳了脚跟。他的设计图纸被妙论派的贤者称赞为“本世纪最具想象力的工程学突破”，他的论文被多家学术期刊争相发表，他的名字在须弥学术界已经小有名气。

赞迪克来找他的时候，抱着一叠厚厚的手稿。

“我想做一个，”八岁的赞迪克说，红色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，没有任何一个八岁孩子该有的局促和怯懦，“但我的导师说这个方向‘不合适’。我需要一个更有话语权的人帮我签字。”

加夫里尔接过那叠手稿，翻了翻。

他不完全看得懂。那些关于人体构造和元素力交互的理论超出了妙论派的知识范畴。但他看得懂赞迪克眼睛里的东西——那是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才会有的执着，不是为了名利，不是为了认可，而是为了弄清楚“为什么”。

“你的导师为什么说它不合适？”

“因为它涉及活体实验，”赞迪克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，“教令院禁止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形式的活体实验。”

“那你就去审批。”

“审批需要至少两位贤者的联名推荐，”赞迪克说，“我的导师不会给我签。他认为我的研究方向‘有悖人伦’。”

加夫里尔当时靠在教令院回廊的石柱上，手里拿着那份手稿，低头看着面前这个还不到自己肩膀高的蓝发男孩。

“你几岁？”

“八岁。”

“八岁就想搞活体实验，”加夫里尔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“你父母知道吗？”

“我的父母不在乎，”赞迪克说，“他们只在乎我能不能帮他们赚钱。”

加夫里尔沉默了一瞬。然后他掏出一支笔，在手稿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我不是贤者，”他说，“但我可以让妙论派的贤者帮你签。”

赞迪克看了他几秒。那种审视的目光不像是一个八岁孩子该有的，更像是一台精密的仪器在对一个样本进行评估。

“你想要什么回报？”

加夫里尔挑了挑眉。“谁说我想要回报？”

“所有人都想要回报，”赞迪克说，“这是世界的基本法则。你想要什么？”

加夫里尔想了想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笑容让赞迪克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——不是因为好看，虽然确实好看，而是因为那个笑容里没有任何温度，就像一个精美的瓷器，完美但冰冷。

“你以后会知道的，”加夫里尔说，将手稿还给他，“现在，先去做你的实验吧。别让贤者等太久。”

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。

后来赞迪克在很多场合提起过那个场景，但每次说的都不太一样。有时候他说“学长是唯一一个没有问我要成果的人”，有时候说“学长是最早看到我价值的人”，还有一次，在喝了很多酒之后，他说“学长是我见过的最危险的人，比我自己还危险”。

加夫里尔没有反驳过任何一种说法。

因为他觉得都不太对。

他不是没有问赞迪克要成果，只是他要的成果不是学术论文或者实验数据。他要的是赞迪克这个人本身——他的智慧，他的能力，他在未来某个时刻能够发挥的价值。

这是一种比金钱和权力更长远的。

而回报周期，有时候会长达数十年。

第二天上午，加夫里尔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的时候，门被敲响了。

这个敲门声节奏很快，三下，力量均匀，像节拍器一样精准。

加夫里尔没有抬头。“进来。”

门开了。空气中多了一种气味，像是某种消毒水和金属的混合气息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。这种气味的主人整个至冬只有一个。

“你在应该研究的时间亲自跑到我这里来，”加夫里尔继续低头批着文件，粉色眼瞳在纸页上快速移动，“说明你又有新了。”

赞迪克走到办公桌前，没有坐下。他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，里面是一件高领的黑色毛衣，蓝发被随意地拢在脑后，露出一双红色的眼睛。

“学长真敏锐。”

加夫里尔的笔尖顿了一下。

来了。这个称呼。

他的眼睛终于从文件上抬起来，看向站在桌前的蓝发男人。赞迪克的表情和往常一样，那张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，嘴角挂着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，红色的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
但加夫里尔认识他太久了。

他看得出来的那个“学长”里藏着的意味。不是尊敬，不是亲近，而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的、在特定时机使用的策略——就像渔夫在钓鱼时会选择合适的鱼饵一样。

“你只有在要钱的时候才会这么叫我，”加夫里尔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懒洋洋的刻薄，“平时叫我‘别洛夫斯基大人’，偶尔叫我‘加夫里尔’，还经常连称呼都没有直接说事。现在一口一个‘学长’，说吧，要多少？”

赞迪克红色的眼睛微微弯了一下。那不是笑，但在他的表情体系里，已经算是接近笑的东西了。

“学长这话说得我好伤心，”他说，语气依然平淡，完全没有任何伤心的迹象，“我一直很尊敬学长。”

“你尊敬的是我的钱包。”

“那也是学长的一部分。”

加夫里尔嗤了一声。那声音从他的喉咙里溢出来，轻得像叹息，但刻薄得像刀刃。他将手中的笔搁在砚台上，身体往后一靠，深绿色丝绒长袍的领口微微敞开，露出一截白皙的锁骨。

“少废话。多少？”

赞迪克从外套内侧取出一份薄薄的文件，放在办公桌上，推到加夫里尔面前。加夫里尔没有伸手去拿，只是垂眼扫了一下封面上那个数字。

“这个数。”

“你上个的预算超了百分之三十，”加夫里尔说，眼眸重新抬起来看向赞迪克，“我还没有跟你算这笔账。”

“超支的部分是采购一种稀有的试剂，”赞迪克说，“那种试剂的市价在三个月内翻了两倍，超出了我最初的预估。但使用那种试剂后，实验的成功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。考虑到产出，这笔超支是划算的。”

“我没有在问你为什么超支，”加夫里尔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悦，“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你在跟我汇报之前就应该知道，我不喜欢意外。”

赞迪克沉默了两秒。

“下次我会提前报备。”

“没有下次。”

加夫里尔拿起那份文件，翻都没翻，直接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的批准栏上签了名。他的签名很漂亮，流畅的花体字从纸张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，像一条优雅的河流。

他没有问这是做什么用的。

赞迪克也没有主动解释。

这是他们之间多年形成的默契。加夫里尔不过问赞迪克的具体研究内容，赞迪克也不隐瞒研究成果——他会定期提交报告，虽然加夫里尔大部分时候只看结论不看过程。这种关系的本质不是资助者和被资助者，而是人被和负责人之间的关系。加夫里尔投的是人，不是。只要这个人值得信任，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。

“不过，”加夫里尔将签好的文件推回去，眼眸微微眯了起来，“有件事我想提醒你。”

赞迪克接过文件，红色的眼睛看着他，等待下文。

“你最近往这里跑得太频繁了，”加夫里尔说，“这不像你。你以前更愿意待在实验室里，而不是在我这里浪费时间。”

“和学长见面从来不是浪费时间。”

“我说过了，这种话在你申请经费的时候说就行，现在你已经拿到签字了，不用再装了。”

赞迪克微微歪了歪头，红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。他将文件收进外套内侧，然后拉开办公桌对面的椅子，坐了下来。

这个动作让加夫里尔微微挑了一下眉。

赞迪克很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下。他通常是站着说完该说的话，拿了该拿的东西，然后转身离开，像一颗精准制导的导弹，打完目标就撤。

“有件事，”赞迪克说，红色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加夫里尔，“我觉得应该当面跟你说。”

加夫里尔的身体没有动，但耳后的白色耳羽微微竖了起来。那是他警觉的信号，赞迪克观察到了。

“说。”

“你父亲昨天派人来接触我了。”

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。

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，将两个人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，一大一小，像是某种抽象的剪影画。

加夫里尔的粉色眼瞳颜色变深了一些，从霞光色变成了一种更接近深粉色的色调，像是冻结的蔷薇花瓣。

“他找你做什么？”

“他想跟我‘’，”赞迪克说，“他的原话是，‘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，不应该只服务于一个人’。他说他能提供比我现有条件更好的研究环境，更多的资金，以及更广泛的资源。”

加夫里尔没有说话。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，节奏缓慢，像是在敲一首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曲子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我听了他的方案，”赞迪克说，“他提出的条件确实很优厚。研究经费是我目前的三倍，实验室面积扩大两倍，人员配置完全由我决定，没有任何审查限制。”

加夫里尔的手指停了一下。

“你心动了？”

“我在评估，”赞迪克说，“评估之后得出的结论是——不划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开的支票是空的，”赞迪克红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冷光，“他的资金来自北国银行，而北国银行真正的控制权在你手里。他所谓的‘三倍经费’，本质上还是你在出钱。只不过多了一层中间商，还要让我背负一个背叛者的名声。这种交易，只有在学数学的小学生那里才算划算。”

加夫里尔看着赞迪克，眼眸里的光慢慢柔和了下来。那不是温情，而是某种更复杂的情绪——像是一个长期者看到自己的资产在稳步增值时的满意。

“你是在暗示我，”加夫里尔说，“你拒绝我父亲的提议，完全是因为理性计算，而不是因为对我的忠诚。”

“我从来不对任何人忠诚，”赞迪克说，红色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他，“我只对有价值的关系忠诚。而学长和我的关系是目前为止我所有关系中价值最高的。”

“包括你那些切片？”

赞迪克微微侧了侧头，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

“包括我的切片，”他说，“他们和我的关系是同一性关系，价值共享，不存在独立的忠诚。但学长不同。学长是一个独立的、不可替代的外部变量。失去了学长，我需要重新建立一整套资源获取体系，成本太高，不值得。”

加夫里尔轻轻哼了一声，嘴角浮现出一个若有若无的弧度。

“赞迪克，你知道吗，”他说，“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会说话的人。别人表忠心的时候会说‘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’，你说的是‘你的资源最便宜，换别人太贵了’。”

“前者是谎言，后者是事实，”赞迪克说，“学长更喜欢哪一个？”

加夫里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他从桌上拿起那杯已经凉了的红茶，抿了一口，然后皱了皱眉。茶水凉了之后的涩味在舌尖上蔓延，让他整个人都染上了一层不耐烦的气息。

“你去跟他吃饭了？”加夫里尔忽然问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父亲。他找你谈‘’，不可能只是在信里说的。你们见面了？”

赞迪克沉默了一秒。“前天晚上。”

“他请你吃了什么？”

“鱼子酱，配冰镇的火水，”赞迪克说，“主菜是烤鹿肉配松露酱，甜点是覆盆子慕斯。”

“好吃吗？”

“还可以。”

加夫里尔将凉茶杯子放在桌上，发出一声轻微的声响。那声响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。

“下次他再找你吃饭，”加夫里尔说，粉色眼瞳微微弯了一下，那个弧度里没有任何笑意，“你就告诉他，你不喜欢鱼子酱。”

“但我是真的喜——”

“你现在不喜欢了。”

赞迪克看着加夫里尔，红色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。那种笑意太淡了，淡到如果不是认识他二十年，本不可能捕捉到。

“好，”赞迪克说，“我现在不喜欢鱼子酱了。”

加夫里尔的耳羽放松下来，重新蓬松成两朵白色的小云。他重新拿起笔，翻开了下一份文件。

“你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要处理这些烦人的东西了。”

赞迪克站起身来，将椅子推回原位。他的动作很轻，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忽然停了下来，回头看向加夫里尔。

“学长。”

加夫里尔没有抬头，笔尖在纸面上快速移动。“嗯。”

“那个费奥潘，”赞迪克说，红色的眼睛在门边的阴影里显得格外深邃，“你真的打算把他放到你父亲的对立面？”

加夫里尔的笔尖停了一瞬，然后继续移动。

“你有意见？”

“没有，”赞迪克说，“只是觉得他的眼神很有趣。他看着学长的时候，像是在看神。”

加夫里尔终于抬起头来，粉色眼瞳直直地看向门口那个蓝发的身影。

“那你呢？”他问，声音很轻，轻到几乎要被壁炉的火焰声淹没，“你看我的时候，是什么眼神？”

赞迪克沉默了三秒。

“学长的茶凉了，”他说，没有回答那个问题，“我让人给你换一杯热的。”

然后他推门走了出去。

加夫里尔盯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几秒，然后重新低下头，继续批阅文件。但他的笔尖在纸上停留了好几秒没有动，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，像一只黑色的蚂蚁趴在白色的雪地上。

耳后的白色耳羽轻轻抖了抖。

他忽然觉得有些烦躁。

不是因为费奥潘，不是因为父亲，甚至不是因为赞迪克那个没有回答的问题。而是一种更深层的、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不安——就像深夜醒来时感到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，但转过头去，什么都没有。

加夫里尔放下笔，站起身来，走到窗前。

他在窗前站了很久。

直到仆人端着一壶新沏的红茶走进来，将温热的茶杯轻轻放在他的办公桌上，他才回过神来。

“别洛夫斯基大人，”仆人低声说，“刚才赞迪克大人走的时候说，让您少喝凉的，对胃不好。”

加夫里尔转过身来，粉色眼瞳微微眯了一下。

“他说了什么？”

仆人复述了一遍。

加夫里尔回到办公桌前，端起那杯新沏的红茶，没有喝，只是握在手心里，感受着温度透过瓷壁传到掌心的触感。

少喝凉的。

对胃不好。

加夫里尔轻轻哼了一声。

“他又不是消化系统的专家，”他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懒洋洋的、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柔软，“他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。”

但他还是把凉茶推到一边，小口小口地喝起了热的。

窗外，又开始飘雪了。

至冬的雪永远不会让人觉得厌倦——它们从灰色的天空中缓缓坠落，每一片都独一无二，每一片都转瞬即逝。

就像某些没有说出口的话。

加夫里尔喝完茶，重新拿起笔，继续批阅文件。笔尖在纸页上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雪落在屋顶上的声音。

他没有再去想赞迪克那个没有回答的问题。

或者说，他告诉自己，他没有再去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