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章
陆母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倒下的。
陈曦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医院食堂喝粥。冯姐给她多打了一个水煮蛋，她正在剥壳，手机震了。屏幕上显示“陆母”两个字，她接起来，听到的声音不是陆母的，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，语速很快，带着一种急诊室特有的紧张感。
“请问您是陆秀兰女士的家属吗？我是中心医院急诊科的护士，陆女士在家晕倒了，被邻居送到我们医院，目前意识清醒，但需要家属尽快过来。”
陈曦手里的蛋壳碎了，碎屑粘在她手指上，白白的，一片一片的，像冬天脱落的墙皮。她把蛋壳拍掉，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发出刺耳的一声响，冯姐在窗口后面探出头来看她。
“我马上到。”她说。
挂了电话她才想起来——中心医院。不是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是城东的另一家医院。陆一鸣在这头，陆母在那头。她在中间。
陈曦先去了三号床。陆一鸣刚醒，正靠在床上等她的粥。她把保温袋放在床头柜上，打开盖子，把粥碗端出来，放在床桌上，又倒了一杯温水放在他的手边。动作比平时快了一倍，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“我要走了”的急促。
“老婆，你今天赶时间？”陆一鸣看出她不对劲。
“嗯，有点事，”陈曦把勺子递给他，“你先自己吃，我中午之前回来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你妈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“你妈家的水管坏了，她一个人修不了，我过去看看。”
陆一鸣“哦”了一声，没有追问。他不记得自己的妈长什么样了，但他记得“妈妈”这个词是重要的，是需要被照顾的。他低下头喝粥，没有注意到陈曦出门的时候，脚步几乎是跑的。
中心医院在城东，从市第一人民医院过去，打车要四十分钟。陈曦坐在出租车后座，手指一直在抠手机壳的边缘，抠得指甲缝里塞满了塑料碎屑。她看着车窗外流动的城市，心里在算一笔账——陆母出院之前，她要两头跑。早上先去陆一鸣那里，送早饭，喂药，陪他到中午，然后赶到中心医院照顾陆母，傍晚再回到陆一鸣那里，陪他吃晚饭，等他睡了再走。这还是在两人都不出状况的前提下。如果有一个人发烧了、摔倒了、闹了，这个平衡就会碎。
陆母住在中心医院内科病房，五楼，二十五床。陈曦找到病房的时候，陆母正半靠在床上，脸色蜡黄，嘴唇发白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像一捧被风吹过的枯草。她看见陈曦进来，眼眶立刻红了，但忍住了没有哭。
“曦曦，你怎么来了？一鸣那边离不开人，你跑来跑去的——”
“您别说了，”陈曦在床边坐下，把包放在床头柜上，伸手探了探陆母的额头，不烫，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“低血压，老毛病了，非让我住院观察两天。”陆母的声音带着一种心虚的轻，像是觉得自己给别人添了麻烦。
陈曦没有拆穿她。陆母的低血压是老毛病，但这次摔倒不是低血压的问题——床头柜上放着昨天的剩饭，一碗白粥配一碟咸菜，粥已经了，咸菜上有一层白霜。垃圾桶里只有一个方便面的空袋子。陆母一个人住，没人照顾，她自己又舍不得吃，身体就是这样垮的。
“这两天我来安排，”陈曦说，“您住院的事我跟医生沟通，家里的东西我帮您收拾。一鸣那边小张会帮忙看着，您别心。”
陆母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看到陈曦眼底的青黑和裂的嘴唇，她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只是伸出手，握住了陈曦的手。老太太的手像一张砂纸，粗糙得不像一个六十二岁女人的手，掌心里全是老茧和裂的口子。
“曦曦，”她说，“妈对不起你。”
这是陆母第三次对陈曦说这句话。第一次是在电话里，哭着说“妈不配求你”；第二次是在医院走廊里，蹲在地上说的；第三次是现在，在中心医院内科病房的白色床单上，握着她的手说的。每一次说的都是同一句话，但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轻、更薄、更无力。因为“对不起”说得太多，就会像一张被反复使用的纸巾，薄到一碰就碎。
陈曦没有说“没事”，也没有说“别这么说”，因为她知道这两句话对陆母来说都是止痛药，吃了就不疼了，但药效一过还是会疼。她只是把陆母的手放回被子里，站起来，说了一句：“我去找医生。”
陆母的主治医生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，姓林，说话很快，喜欢用短句。他翻着陆母的检查报告，简明扼要地跟陈曦交代了病情——低血压，营养不良，轻度贫血，需要住院观察三到五天，重点是调整饮食结构，加强营养。
“她一个人住？”林医生问。
“是。”
“家属要多费心。她这个年纪，不能再凑合了。”
陈曦点了点头，把林医生说的每一条都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。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，她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，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几条备忘录——陆一鸣的药单，陆母的饮食建议，方医生说的“吞咽功能评估”，林医生说的“加强营养”。每一条都是一线，牵在她手里，线的另一头系着一个人。她不敢松手，因为松了，那边就会掉。
从中心医院出来已经快中午了。陈曦打车赶回市第一人民医院，路上在手机上下单了一箱牛和几袋燕麦片，地址填的是陆母家。她想了想，又加了一箱苹果和两箱八宝粥，让快递直接送到中心医院内科病房。
回到三号床的时候，陆一鸣已经吃完了午饭。小张喂的，白粥配肉末，吃了小半碗。陆一鸣看见她进来，第一反应是她手上有没有戴戒指。他低头看了一眼——空的。她的左手无名指上什么都没有，既没有原来的那枚，也没有后来的那枚。
“戒指呢？”他问。声音不大，但语气里有一种已经知道答案但还是想问的试探。
陈曦把包放下，在折叠椅上坐下，声音平静：
“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摘下来洗菜忘了戴。明天戴。”
这是她连续第二天说“明天戴”了。昨天那枚十九块九的戒指到了，她拆开快递看了一眼，比之前那枚更细，更亮，像是真银的——当然不可能是真的，但看起来确实体面了一些。她把戒指放在出租屋的玄关鞋柜上，想着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戴上。但她走得太急了——陆母的电话打乱了所有计划，她抓起包就跑了，那枚戒指还孤零零地躺在鞋柜上，连包装盒都没来得及拆。
陆一鸣看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，像是把这个“明天”收进了心里的某个抽屉，锁上了。
下午，陈曦又去了中心医院。她给陆母带了一碗粥，不是食堂的，是她早上出门前熬的，装在保温袋里，从市第一人民医院带过来的。粥还温着，她倒出来，陆母喝了两口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“妈还没死，你就对妈这么好了，妈死了你怎么办。”老太太边哭边说，说得很乱，词不达意，但每一句都像针一样扎在陈曦身上。
陈曦端着粥碗，没有接话。她想说“您别瞎说”，想说“您长命百岁”，想说“没事的，都会好起来的”。但这些话她说不出口，因为“都会好起来的”这句话，她已经对自己说过太多次了，说了五年，也没见好起来。
从中心医院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陈曦站在医院门口的路边等车，风从街角灌过来，带着深秋的寒意。她穿着一件薄外套，拉链拉到最上面，还是觉得冷。她想，该买一件厚外套了，又想了想，她觉得衣柜里那件黑色大衣还能穿，不用买。
出租车来了，她上了车，说了地址，靠在后座上闭上了眼睛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，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了。车厢里很安静，只有发动机的低鸣和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。她在那个声音里睡着了，睡了十几分钟，车停了她才醒过来。她付了钱，下车的时候腿软了一下，扶了一下车门才站稳。
中心医院那边安顿好了，但她明天还要去。后天也要去。大后天也要去。直到陆母出院。她算了算时间，早上五点起来熬粥，六点半出门，七点到陆一鸣这里，喂饭喂药，九点出发去中心医院，陪陆母到下午三点，再赶回陆一鸣这里，陪他吃晚饭，等他睡了再走，回到出租屋大概晚上九点，洗衣服收拾屋子准备第二天的食材，十一点睡觉，第二天五点再起来。
她在心里把这串时间表算了一遍，发现了一个问题——没有吃饭的时间。没有休息的时间。没有上厕所的时间。没有哭的时间。
她回到三号床的时候，陆一鸣正躺在床上看电视。他看到她进来，脸上有了笑容，但那个笑容只持续了两秒，然后他看到她的脸——灰白的，裂的，眼下的青黑像被人打了一拳——他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，变成了一种陈曦很少在他脸上看到的严肃。
“老婆，”他说，“你今天到底去嘛了？”
陈曦在折叠椅上坐下，后背靠上椅背的时候，脊椎骨一节一节地贴上去，她能清楚地感觉到每一节的存在，因为每一节都在疼。
“不是说了吗，你妈家的水管坏了。”
陆一鸣看着她的眼睛，看了好几秒。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，说不清楚是什么，不是怀疑，不是担心，而是更接近于一种“我知道你在说谎但我不忍心拆穿你”的复杂而柔软的东西。
“你骗我。”他说。声音不大，但很沉。
陈曦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。
“水管坏了不用去一天，”陆一鸣说，语气不像是在质问，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他观察了很久才得出的结论，“你去了好久，回来的时候眼睛是肿的。你是不是在外面受欺负了？”
陈曦愣了一下。她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理解——“受欺负了”。这种小学生式的、朴素的、带着保护欲的思维方式，是那个还停留在“我们没离婚、小远还活着”的陆一鸣才会有的。那个陆一鸣觉得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是“被欺负了”或者“生病了”，都可以用“打回去”或者“吃药”来解决。
“没有，”陈曦说，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，“没有被欺负。”
陆一鸣伸出手，拉住了她的手。他的手比前几天凉了一些，骨节分明，握着她的时候力道不大，但很稳。
“那你不要去了，”他说，“让修水管的人自己去修。你陪我。”
陈曦看着他握着她的手，手指搭在她手背上，像几细瘦的树枝。她忽然很想哭，但她没有。她把自己空荡荡的左手翻过来，手心朝上，和他的手贴在一起。两只手，一大一小，一只粗糙一只细瘦，一只骨节分明一只指尖冰凉，在病房昏黄的灯光下叠在一起，像两条不同方向的路在某一个坐标上交汇了一瞬。
然后她把手抽出来，站起来说：“我去给你倒水。”
她走进小厨房，拧开水龙头，水哗哗地冲在她的手背上。她没有哭，只是低着头，看着水和手指之间那层透明的屏障，看着那些水珠从她的指缝间流走，一滴一滴地落进水槽里，汇入下水道，和她那枚八块钱的戒指走的是同一条路。
她关了水，用纸巾擦手，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打开购物软件，又看了一眼那枚躺在鞋柜上的、还没有拆封的十九块九的戒指。
明天一定要戴上。她在心里对自己说。明天一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