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
退烧药吃下去半小时，热度没有退。陈曦靠在折叠椅上，额头上的温度像一小团炭火在烧，不旺，但持续地散发着热度。她想闭上眼睛，又怕闭上就睁不开了。陆一鸣坐在床上，每隔几十秒就要扭头看她一眼，像在确认她还在那里，还没有被什么东西带走。
“你躺下嘛，”陆一鸣又劝了一遍，“床给你睡，我坐椅子。”
“你躺你的。”陈曦说。声音哑得不像是自己的，像另一个人在用她的喉咙说话。
陆一鸣不说话了，但没有躺下。他坐在床上，两条腿垂在床沿外面，脚够不到地面，晃来晃去。他的目光在电视和陈曦之间来回移动，电视里的画面是一档购物节目，主持人在卖一口锅，他把音量调得很低，几乎听不见。
小张推门进来量体温。她先给陆一鸣量了——三十六度五，正常。然后转向陈曦，递过体温计。陈曦接过去，夹在腋下。陆一鸣全程盯着那支体温计，好像在跟它有仇。
嘀。
小张接过体温计，看了一眼，眉头皱了一下。三十八度八。
“曦姐，你这个温度不能再拖了，得去门诊看看。”
“下午再说。”陈曦说。
陆一鸣在旁边急了：“什么叫下午再说！你烧这么高了还下午再说！你要烧成傻子吗！”
小张没忍住，嘴角弯了一下，又赶紧抿住。陆一鸣这人，自己烧到三十九度的时候，小张让他量体温他都不肯，说“我好得很，你们大惊小怪”。现在陈曦烧到三十八度八，他急得像是天要塌了。
“陆先生，”小张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，“曦姐大人了，她会照顾自己的，你先别急。”
“她不会照顾自己！”陆一鸣的声音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笃定，“她以前就老是生病了不跟我说，扛着扛着就扛成重感冒了。上次她发烧烧到三十九度还给我做饭，我说你躺着，她说没事，结果呢——烧成肺炎了！”
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又急又气又心疼，像一个在抱怨自家孩子不听话的家长。但陈曦听得后背发凉，因为他说的是真的。三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他们已经离婚两年了，她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，发烧烧了三天，室友不在，她一个人扛着，实在扛不住了才去的医院，医生说是肺炎，让她住院，她没住，开了药回家自己吃。
但他怎么知道的？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她问。声音不大，但陆一鸣听到了。
他愣了一下，像是被这个问题问住了。他皱着眉想了想，想得很认真，但越想，眉头皱得越紧，像是在努力够一个放在高处的盒子，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。
“我……”他开口又停住了，“我就是知道。”
他没有说他在她搬家之后，隔三差五会路过她住的那条街。没有说他看到她一个人去药店买药，一个人拎着菜爬楼梯，一个人在深夜的阳台上站很久。没有说他在她发烧的那几天，每天晚上都会在她楼下站一会儿，看到她的窗户亮着灯，确认她还醒着，才转身离开。
他说不出来了。不是不想说，是想不起来了。
陈曦看了他几秒，移开了目光。她没有追问。追问也没有意义，因为答案他说不出来，就算说出来了，明天他也会忘记。那些深夜里他一个人走过的路，一个人站过的街角，一个人抬头看过的窗户——所有这些，都已经被疾病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，像擦掉铅笔写的字，橡皮擦过去，净净，只剩下一点淡淡的灰色印痕。而那道印痕藏在他的身体里，藏在某个她触碰不到的角落，只有在他不自觉的时候，才会从话缝里漏出一点。
中午，冯姐送饭上来。她今天送了两份——一份是陆一鸣的白粥，一份是陈曦的面条，清汤面，上面卧了一个荷包蛋，撒了几粒葱花。“吃。”冯姐把面条碗往陈曦面前一放，语气不容置疑。
陈曦看着那碗面条。荷包蛋煎得有点焦，边上一圈脆边，蛋黄是溏心的，轻轻戳一下就会流出来。冯姐记得她爱吃溏心蛋。她很少在医院食堂吃饭，但偶尔吃的那几次，她都会要一个荷包蛋，溏心的。
“谢谢冯姐。”她说。
“别谢了，快吃，吃完去门诊。”冯姐说完就风风火火地走了。
陈曦端起面条碗。筷子夹起第一面条的时候，陆一鸣在旁边说：“吃那个蛋，先吃蛋，你最喜欢吃蛋了。”
陈曦看了他一眼，把那颗荷包蛋夹起来，咬了一口。溏心的蛋黄流出来，裹在面条上，咸鲜的味道在舌尖上化开。她的胃已经不太接受固体食物了，恶心感一直在往上涌，但她还是把那个荷包蛋吃完了，又吃了几口面条，然后把碗放下。
“没吃完。”陆一鸣皱着眉看她。
“够了。”陈曦擦了擦嘴，把碗推到一边。
下午两点，陈曦终于去了门诊。不是她自己去的，是小张叫来了老周，让老周推着轮椅把她送过去的。她坐在轮椅上被推走的时候，陆一鸣站在病房门口，像一棵被风吹歪的树，扶着门框看着她的背影。
“你快回来。”他在走廊里喊了一声。
陈曦没有回头。她怕一回头，眼泪会掉下来。
门诊在一楼，挂号、排队、验血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。医生的诊断很明确——急性上呼吸道感染，劳累过度，抵抗力下降。开了退烧药和抗生素，嘱咐多喝水多休息，别再熬夜了。她拿着药单去药房取药，老周在门口等她。老周这个人不爱说话，推轮椅的时候也是一声不吭，但他把轮椅推得很稳，遇到下坡会放慢速度，遇到门槛会侧着过。
“谢谢周叔。”陈曦说。
老周摇了摇头，用他那口带着浓重方言的普通话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小，陈曦差点没听清：“你自己也要好好的。”
陈曦想回答，老周已经推着轮椅快步往电梯走了，像是不好意思了。她坐在轮椅上，看着老周花白的后脑勺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医院这个地方，每天都在告别，每天都有眼泪，但也有很多这样的瞬间——一碗粥，一颗荷包蛋，一张退烧药，一句“你自己也要好好的”。这些细碎的东西像冬天的炭火，不大，但暖。
回到三楼，轮椅刚出电梯，陈曦就听到了陆一鸣的声音。不是喊的，是重复的，像一盘卡了带的录音机在一遍一遍地播放同一句话。
“我老婆呢？我老婆去哪了？”
陈曦循着声音看过去。走廊里，陆一鸣穿着病号服站在护士站旁边，赤着脚——拖鞋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他抓着护士站的台面边缘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像是在问路。小张站在他旁边，已经说了好几遍“曦姐没事，去拿药了，马上回来”，但他显然没有听进去，或者说，他没有记住。
“我老婆呢？”他又问了一遍，声音比之前更大了一些，带着一种快要哭出来的颤音。
他看着小张的脸，或者说，他以为自己在看着小张的脸。但他没有。他的目光越过小张的肩膀，落在走廊里一个刚走过来的女人身上——那个女人穿着深色外套，头发扎着低马尾，身形和陈曦有几分相似。
他松开护士站的台面，朝那个女人走过去。
“老婆！”他叫了一声，声音急切而欣喜，像失散的人终于重逢。
那个女人愣住了。她不是陈曦。她是隔壁病房的病人家属，来护士站借体温计的。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文件袋，被陆一鸣忽然叫住，吓了一跳，后退了半步。
陆一鸣已经走到了她面前。他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臂，眼睛里的光像一盏忽然点亮的灯，亮得刺眼。
“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你烧退了没有？”
那个女人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看到陆一鸣的脸——那张因为生病而瘦削的、带着孩子气的、满是期待的脸——她什么也没说出口。她只是转过头，求救似的看向小张。
小张赶紧走过来，拉住陆一鸣的胳膊：“陆先生，这不是曦姐，你看清楚了，这是隔壁病房的家属，姓林。”
陆一鸣愣了一瞬。他看着那个女人，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到她的头发上，再从她的头发上移到她的外套上，最后又回到她的脸上。他看了很久，久到走廊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然后他的表情变了。灯光灭了，不是慢慢暗下去的，是啪的一下灭了的。他的手从那个女人的手臂上松开，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垂在身体两侧。他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脸上是一种陈曦从未见过的茫然。
这时候他看到了走廊尽头的她。陈曦坐在轮椅上，老周推着她，在走廊的那一头停住了。
陆一鸣看着走廊那一头的女人——扎着低马尾，穿着深色外套，脸色苍白，坐在轮椅上，手里提着一个药房的塑料袋。他看着她，目光直直的、空的，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“陆一鸣。”陈曦叫他。
陆一鸣没有回答。他歪着头，下巴微微收紧，嘴唇翕动了一下，发出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。
“你是谁？”
走廊瞬间安静了。不是那种没有人说话的安静，是那种所有人都在同时屏住呼吸的安静。小张的手停在半空中，护士站里的打印机停止了嗡嗡声，走廊尽头的窗户好像也停止了透光。一切都静止了，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
陈曦坐在轮椅上，看着站在走廊中间的那个男人。他赤着脚，病号服的扣子系错了一颗，左边比右边长出一截。他的眼神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——不是早晨醒来时那种温柔的亮，不是发病时那种空洞的茫，不是短暂清醒时那种沉重的灰。是空的。完完全全的、净净的空。像一间搬空了所有家具的房间，窗帘拉开了，阳光照进来，地上什么都没有，墙上什么都没有，连灰尘都还没有落定。
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。三十八度八的体温烧得她浑身发软，但此刻她觉得最热的地方不是额头，不是脸颊，是眼眶。
“陆一鸣，”她又叫了一声，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，轻到像是在试探一个随时会碎的梦，“是我。陈曦。”
陆一鸣歪着头，看着她。一秒。两秒。三秒。时间的流速变了，每一秒都被拉得很长很长，长得像一辈子。走廊里的光灯嗡嗡地响，远处有人推着轮椅经过，轮子碾过地砖的声音很轻很细，像某种昆虫在叫。
然后，他的眼神变了。
那间空房间的窗帘忽然被风吹开了，光涌进来，空气中开始有尘埃浮动。他的眼睛从空洞变成了迷茫，从迷茫变成了疑惑，从疑惑变成了一点小心翼翼的、像是在确认什么的微弱的光。
“老婆？”他试探性地叫了一声，声音小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“嗯。”陈曦说。
“老婆！”他又叫了一声，这次声音大了一些，带着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庆幸。他的眼眶红了，但他没有哭。他赤着脚朝她走过来，走了两步，绊了一下，扶住了走廊的墙壁，站稳了，又继续走。他走到她面前，蹲下来，抬起头看着轮椅上她的脸。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，声音沙哑而急促，“对不起我刚刚脑子糊涂了，我又糊涂了，我——”
“没事。”陈曦伸出手，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。他的头发比上周又白了一些，发丝在她指间划过，像枯的草。她感觉到他的头顶微微发烫，大概是刚才着急跑出来的体温。
陆一鸣蹲在她面前，把脸埋进她的膝盖里。他的肩膀在抖，但没有发出声音。陈曦低头看着他头顶的白发，她的手指还在他的发丝里，没有拿出来。走廊里有人在看他们，有人别过了头，有人停下了脚步，有人叹了口气。
小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。护士站里，老周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双拖鞋，放在陆一鸣脚边。他自己推着轮椅悄悄地退到了走廊拐角，靠墙站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一皱巴巴的烟，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，又放了回去。
陈曦坐在轮椅上，陆一鸣蹲在她面前，两个人在走廊中间，像一座被海浪冲上岸的雕塑。她低头看着他把脸埋在她膝盖上的样子，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把头靠在她身上了。上一次，大概是五年前，小远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在沙发上躺着，头枕在她腿上，电视开着，他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
她已经记不太清了。
“我们回去，”陈曦说，“地上凉，你又没穿鞋。”
陆一鸣从她膝盖上抬起头，眼眶红红的，但眼睛里已经有了光。那光不是早晨那种明亮的、笃定的光，而是更小、更碎、更脆弱的光，像风里最后一蜡烛。
他点了点头，扶着轮椅站起来，穿上不知道谁放在他脚边的拖鞋。他推着轮椅，陈曦坐在轮椅上，两个人慢慢地往三号床的方向移动。轮椅的轮子碾过地砖，发出沉沉的、规律的声响。
走廊拐角，老周看到他们过来，侧身让开了。
他没有跟上去。他只是把手进裤兜里，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——一个穿着病号服、推着轮椅的男人，一个穿着深色外套、坐在轮椅上被他推着走的女人——慢慢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老周从口袋里把那皱巴巴的烟又摸了出来，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，这一次他闻了很久。走廊的窗户开着，初秋的风灌进来，带着一点点凉意。他看着窗外灰蓝色的天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那声叹息很轻，轻到连他自己都差点没听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