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
电梯到了一楼,陈曦走出来。
医院大厅里人来人往,有人推着轮椅,有人举着化验单,有人蹲在角落里哭。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挂号窗口前排着队,孩子在她肩膀上睡着了,嘴角流着口水,女人的眼睛红肿,不知道在这里站了多久。
陈曦从她身边走过去,脚步没停。
她不是不同情。她只是已经把同情用完了,全用在了三号床那个男人身上,一滴不剩。
出了医院大门,九月的风迎面扑来,带着初秋燥的凉意。她站在台阶上,把毛衣的领子往上拉了拉,然后顺着人行道往前走。她没坐公交,也没打车,只是走着。
走着走着,她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。
她本该回出租屋的方向是往东,但她在往西走。往西走两公里,是以前那个家——丰华小区,六栋,三单元,五楼。
那是她和陆一鸣一起挑了三个月才定下的房子。客厅朝南,阳光好,主卧带一个飘窗,她当时说要在上面铺个垫子,冬天抱着猫晒太阳。后来猫没养成,孩子倒有了。小远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那个飘窗,踩着他的小凳子爬上去,趴在玻璃上看楼下的车。
房子三年前被陆一鸣卖了,用于偿还创业失败的债务。
她去过一次,站在小区对面的马路上,看见五楼的窗户开着,阳台上挂了几件陌生人的衣服。不是她的,不是他的,是别人的。别人的衣服晒在别人的阳台上,别人的孩子睡在曾经是小远的房间里。
那天她在马路对面站了十五分钟,然后转身走了,再也没来过。
此刻她站在路口,红灯,对面的斑马线上挤满了人。她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陌生人,忽然觉得有点恍惚。三十五岁,离婚五年,没有孩子,没有伴侣,没有房子,没有狗。她在这个城市里像一滴水掉进了河里,没有声音,没有痕迹。
绿灯亮了。她顺着人流过了马路,继续往东走。
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。
这是一间四十平米的单身公寓,客厅和卧室连在一起,厨房小得只能站一个人。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,是她搬进来那年买的,长得很野,藤蔓垂下来绕了窗户半圈。她换了鞋,把包扔在沙发上,然后坐在沙发沿上,发了一会儿呆。
目光落在茶几下面的抽屉上。
那个抽屉她很少打开。里面装了一些她不知道怎么处理又不舍得扔掉的东西。她弯下腰,拉开抽屉。
最上面是一本结婚证,大红色封面,烫金字体。她翻开,照片里的两个人穿着白衬衫,头靠在一起,笑得像两个傻子。那时候陆一鸣二十八岁,意气风发,刚拿到一笔天使,对未来充满信心。她二十五岁,刚考上教师编制,觉得人生一切都在正轨上。
结婚证下面是一本离婚证,暗红色封面,薄薄的一本,像一本不吉利的护照。她翻了翻,里面的字已经看了很多遍,倒背如流,但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。
再往下翻,是一沓医院的病历。
不是陆一鸣的。是小远的。
她抽出那沓病历,纸张已经泛黄了,边角卷起。第一页是急诊记录,期是五年前的冬天,十二月的深夜。字迹潦草,但有几个词她每次都看得格外清楚——“高热惊厥”“意识模糊”“延误就诊”。
延误就诊。
四个字,像四钉子在纸上钉着。
她闭上眼。
那个冬天的夜晚像水一样涌回来。陆一鸣的公司刚倒闭,欠了一屁股债。他那段时间天天喝酒,喝到凌晨才回家,有时候回,有时候不回来。小远发烧那天,她从下午就开始打他电话,打了十几个,没人接。到晚上孩子烧到四十度,嘴唇发紫,她抱着孩子冲下楼,站在路边拦车。夜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,小远在她怀里抽搐,她哭着喊救命。
半小时。她拦了半小时才打到车。
到医院的时候,小远已经意识不清了。医生说,如果再早来一点……
她没有让医生说下去。她跪在急诊室门口,额头抵着冰冷的地砖,哭到整个人都痉挛了。护士把她拉起来,给她倒了一杯水,她喝了一口,全吐了出来。
陆一鸣什么时候来的她不知道。只记得他冲进医院的时候浑身酒气,头发乱得像鸡窝,眼睛红得像兔子。他看见她,第一句话是:“你他妈怎么不早点带他来?”
她没有回答。
后来她回想这件事,觉得那是她婚姻的最后一支柱断裂的时刻。不是因为他骂了她,而是因为他明明知道——知道她打了十几个电话,知道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冲下楼,知道她在路边拦了半小时的车。他全都知道,但他还是把责任推给了她。
因为承认是自己的错,太痛了。
他承受不了那份愧疚,就只能把它转嫁给她。
之后的几个月,她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活着。陆一鸣也像一具行尸走肉,但他那具尸体比她多了一样东西——酒。他喝得越来越多,说的话越来越难听。有一次她把他酒瓶拿走,他推了她一把,她撞在门框上,后脑勺肿了一个包。第二天他跪着道歉,说再也不喝了。过了三天,又喝了。
第二次推她,是手肘磕在餐桌角上,麻了整整一晚上。她第二天早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——红肿的手肘,乌青的眼下,空洞的眼神——忽然觉得没必要了。
不是没必要恨他,是没必要再留了。
她提离婚那天,陆一鸣沉默了很久。没有挽留,没有争吵,只是说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
签完字从民政局出来,两个人坐在门口的长椅上。他忽然说了一句:“陈曦,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”
她没看他,也没说话。
她心里想的是:你知道你对不起我,那然后呢?然后你继续喝酒,继续推我,继续让我一个人扛所有的事?“对不起”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三个字。
但她什么也没说。站起来,走了。
后来她听说,离婚后陆一鸣把酒戒了。一滴都不喝了。有人说他是因为公司倒闭才喝的,没了那个压力自然就不喝了;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后悔,后悔到不敢再碰酒瓶。
她不知道哪种说法是真的,也不想知道。
因为这件事才是最残忍的——她求了他两年的事情,离婚后他做到了。他不喝酒了,不骂人了,不推人了。他变成了她当初想要的那个陆一鸣。但她已经不在了。
他们像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,在站台上交错的时候,他在往东,她在往西,谁也没有停。
陈曦把病历重新叠好,放回抽屉。
她关上抽屉的时候,手指碰到了抽屉把手上一个硬硬的东西。低头一看,是一枚硬币,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那里的。她捡起来,看了看,又放下了。
不是所有东西都该被捡回来的。
下午,她去了一趟小商品市场。
那是一个开在老居民楼一楼的杂货铺,卖些针头线脑、毛巾拖鞋之类的东西。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,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,电视机里放着家庭伦理剧。
陈曦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。
“姑娘,要什么?”老板吐掉瓜子壳,抬头看她。
“有戒指吗?”
“戒指?”老板上下打量她一眼,“金的还是银的?”
“银的。”陈曦顿了一下,又改口,“不是银的也行,就……普通的就行。”
老板指了一个方向:“那边,最里面那排,有那种装饰戒指,十块钱一个。”
陈曦走进去,在最里面的货架上翻了一会儿。塑料的,铁的,铜的,什么材质都有,花花绿绿的,像小孩的玩具。她翻了半天,在一个角落找到一枚银色的指环,素面无花纹,不是银的,就是那种不锈钢的感觉,但至少不难看。
她拿着那枚戒指走到柜台前:“多少钱?”
“八块。”
她付了钱,把戒指套在左手无名指上。尺寸正好。那个位置被戒痕占据了好多年,现在终于又被一枚戒指填上了。
但不是原来那枚。
原来的那枚结婚戒指是陆一鸣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,铂金的,内壁刻了两个字母——L&C。她摘掉的那天把它放在梳妆台上,没有带走。后来那枚戒指去了哪里,她不知道。也许被陆母收起来了,也许被陆一鸣卖了还债,也许还在那个空荡荡的梳妆台抽屉里躺着。
她走出小商品市场,抬起左手,对着下午的阳光看了看。
阳光穿过那枚廉价的不锈钢指环,没有折射出任何光芒。它太便宜了,连光都懒得在上面停留。
她想笑,笑自己。三十五岁的人了,跑到杂货铺买一枚八块钱的假戒指,用来骗一个什么都忘了的病人。
她在笑什么呢?笑自己蠢,还是笑自己舍不得让他难过?
答案她不知道。
第二天早上,七点三十分,陈曦准时推开三号床的病房门。
陆一鸣已经醒了,正靠在床头喝水。小张护士刚给他量完体温,在记录本上写着什么。他看见陈曦走进来,脸上立刻亮起那道光。
“老婆!”他放下水杯,伸出手来。
陈曦走过去,把手递给他。他的手指握住她的,自然而然地往下一滑,碰到她的无名指,然后停住了。
他低头看见了她手指上的银色指环。
眼睛亮了。
“你戴上了?”他的声音里有惊喜,像一个小孩子收到了圣诞礼物,“我还以为你弄丢了呢。”
陈曦看着他眼里的光,喉头微微动了一下。
“没有,”她说,声音平稳,“就是摘下来忘了戴。”
“以后别摘了。”陆一鸣把她的手翻过来,仔仔细细地看着那枚戒指,指腹轻轻摩挲着环面,像是在确认它的存在,“你戴着好看。”
他的手很温暖,比那枚廉价的戒指温暖得多。
陈曦看着他的手指在她的指环上轻轻抚摸,忽然想起他从没问过——那枚戒指是不是原来那枚。他已经不记得原来的戒指长什么样了。他只记得她手上应该有戒指,至于那是什么样的戒指,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“有”。
重要的是“她回来了”。
重要的是“她还在”。
陈曦把粥从保温袋里拿出来,陆一鸣接过碗,吃了一口,满足地眯起眼睛。他吃了几口,忽然抬起头,看着她手上的银色指环,又笑了。
“你今天心情很好?”陈曦问。
“嗯,”他含着一口粥,含混地说,“你戴着戒指呢。”
陈曦低下头,看着自己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八块钱的不锈钢指环,又看着他那双因为一枚假戒指就心满意足的眼睛,忽然觉得喉咙发紧。
她站起来,说:“我去给你倒杯水。”
她走进厨房,拧开水龙头。水声哗哗地响着,她把手伸到水流下面,看着那枚银色的指环在水珠里变得亮了一点。
她没有哭。
只是盯着那枚戒指看了很久,然后关掉水,用纸巾擦手,把戒指转正——让那个没有刻字的素面朝着手背的方向。
她端着一杯温水走出厨房。
陆一鸣接过水杯,忽然说:“老婆,你对我真好。”
陈曦愣了一下。
“我要一直跟你好,”他说,语气认真得像在发誓,“我们一辈子都不分开。”
陈曦看了他三秒钟。
然后她笑了,笑得温柔得体,每一笑纹都在正确的位置上。
“好,”她说,“一辈子不分开。”
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削好的苹果,切成小块,放进碗里,推到他的手边。他已经忘了昨天她削过一个没人吃的苹果。他什么都不会记得。不记得她哭过,不记得她说谎过,不记得她在厨房里无声地崩溃过。
他只会记得——她来了,她戴着戒指,她对他好。
这就够了。
对他来说,这就够了。
陈曦坐在床边,看着陆一鸣一口一口地吃着苹果,窗外的阳光落在他们之间,像一条安静的河流。
她不知道的是,走廊里,周扬拿着一本病历,在三号床的病房门前站了很久。
他没有推门。
他只是透过门上的玻璃窗,看见陈曦侧脸上那道温柔的、假装的、快要碎掉的笑容,然后转身走开了。白大褂的下摆在走廊的微风中轻轻晃了一下,像一声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