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无奈的抉择：邵荣之死
我们站在太祖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。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矛盾而又痛苦的，是瞻前顾后而又无可奈何的。
因为，这个决定实际上下的也并不是很适逢其会。因为这个时候，他的占领区很多相继失守。但是，身处战争的漩涡，根本就没有非常适合的机会，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、布局，很多机会，本就是稍纵即逝的。何况，有的机会，并不是自己去制造的，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因素促成的。
这时，战事吃紧，太祖需要一个恰当的缓冲，来给自己营造一个喘息之机。面对多线作战，他必须要跟元政府打好交道。
实际上，每一个农民起义武装也好，地方地主武装也好，他们都必须要随时准备着跟政府和好。元政府也乐见其成，因为同所有的农民起义军来说，他也是多线作战，同样需要集中力量，消灭一些必须要立即马上消灭的力量，因为这些力量正在逐步向元大都挺进，随时动摇统治根基。而在江南的明太祖，显然还不是元政府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。当然，腾出手来之后，发动一场包围战，消灭它也并不是不可能的。
01邵荣的成长史和地位
作为一个“叛逆者”，注定了在史书的正面记载中，他是没有资格占有一席之地。我们尊重历史，但是书写历史的人只尊重结果，尊重那个最终登上宝座的幸运儿。他们并不在乎，杀向宝座的路上，有多少鲜血、尸体。更不在乎，是正义还是非正义，你有没有史书留名，仅仅是因为你是否有利于宝座上的人更好地统治。
史学家曾经说，元史、明史最难研究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，元史史料太少，明史反之，史料太多。就在如此多的史料堆中，能够找到邵荣的史料，不过寥寥数语。可想而知，写史的人，无论其来自官方，还是来自民间，对于邵荣的情况讳莫如深，若非得到极其严厉的警告，何至于只言片语也鲜有见诸笔端。
当然，不管官方如何处心积虑地将某些人，彻底地湮灭在历史长河当中，但是，只要存在过，就会留下痕迹。这些痕迹虽不明显。但是，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细节的眼睛，就总有收获。
我们还是要通过时间线，梳理邵荣在各个历史阶段出现的记忆片段，然后想法设法通过其他人物记录的映照，再凭着一些有依据的想象，还原名将邵荣那无论如何地泯灭不了的光华。
除了《明太祖实录》《明通鉴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《纪事录》等史料，结合明朝人黄金所著的《皇明开国功臣录》中，有几个和邵荣相关联的人，有过几篇比较简单的传记，或许可以探究一下关于邵荣的蛛丝马迹。
探索邵荣的成长道路和活动轨迹，有利于把握其在郭氏集团中的重要地位，以及在太祖南京军事集团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，从而得出一些合乎逻辑的推论。
据黄金所著的《皇明开国功臣录》邵成传记载，邵成，即邵荣兄长邵肆之子，安徽凤阳人，这样推想，邵荣也应该是凤阳人，太祖的同乡。
邵荣，号邑召，绰号邵六，兄弟六人，其为幼子，籍贯安徽省凤阳县。出生年月不详，出生地推测为上元（今江苏南京江宁区）分府巷。
1352年之前，与兄邵照、邵肆一起在安徽濠州灵璧（今安徽灵璧）服役。
1355年六月初一，太祖率领徐达、冯国用、邵荣、汤和、李善长、常遇春、邓愈、耿君用、毛广、廖永安等，各乘舟渡江。次日，随同攻占牛渚矶，克太平。
1355年八月，（陈闻）从邵肆元帅克溧阳（今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县）。
1356年四月，（邵肆、邵荣、廖永安等）攻克了丹阳（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）、金坛（今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）。
1356年六月十六日，邵肆、邵荣、赵继祖、邓愈、华高、邵成（太祖实录中有邵成）领兵克广德路，改为广德府（辖今安徽省广德县、建平县两县，府治在今广德县），设立广兴翼行军元帅府。敕令邵荣（行江南中书省平章）以埋藏故事，报祭于神。
（广德埋藏，就是历史上广德祠山祭祀的杀牛祭祀活动。广德俗有所谓埋藏会者，为坎于庭，深广皆五尺，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，覆以牛革，封锁一夕，明发视之失所在。这是一个神奇的祭祀仪式，广德的埋藏会，将庭中挖一个大坑，长宽深皆五尺，将牛一头洗剥干净，分解后放于器皿当中，在将这数百器皿置于坑中，将剥下来的牛皮盖在上面，然后将庭院封锁一晚，不准人接近，第二天会发现，坑内空无一物，所祭祀物品全部消失了。所以，被称之为四大奇迹。）
1356年七月，韦德成（右副元帅）、邵肆（枢密院同佥，应为主将）领兵攻宣州失败，韦德成溺死，邵肆阵亡，大军回广德。
1358年十月初九，徐达、邵荣攻克宜兴（今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，紫砂壶的产地）。
1359年正月十五，平章邵荣破张士诚兵于余杭（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）。
1359年二月初十，平章邵荣率兵攻湖州。败之，追至湖州城下，敌军固守，攻之不克。十一日，敌军全军来战，邵荣军受阻，便引兵还于临安。
1360年闰五月廿二，（龙湾之战前夕），太祖调常遇春拒长张（张志雄，赵普胜手下干将）于龙湾，邵荣拒五王（陈友谅弟弟）于石灰山，徐达居中应援，几次仗打下来，都失败了。太祖急忙调邵荣率领石灰山的三万劲旅沿着长江西岸，截杀友谅船队，友谅兵前后不能相顾，被打得大败。陈氏兄弟率败卒夜奔江州。（正史中此战未见邵荣）
1361年三月廿六，将原任行枢密院同知的邵荣由军职改行政职务，平调为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同时，让行枢密院同佥常遇春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
1361年八月廿八日，徐达、邵荣总水寨，克蕲州、黄州（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和黄州区）。
1361年十二月，平章邵荣接应长兴，会同常遇春打败了前来侵略城池的张士诚部将李伯升（官为司徒，率十余万人马，水陆并进），俘杀五千余人。太祖不悦。（此次事件，正史只记载了常遇春等人，未记载邵荣，《俞本纪事录》只“平章邵荣接应长兴”寥寥数字，经考证，应确有其事，官史讳之也。）
1362年二月廿六，太祖知悉了处州之乱（今浙江省丽水市），命平章邵荣率兵讨之。
1362年三月廿七，平章邵荣等兵至处州，下令让行枢密院院判张斌等人分别领军攻击处州城四个城门。
四月初四，平章邵荣亲自带领元帅王祐、胡深等兵攻击处州城，一边用攻城车浇油烧其东北门，一边用云梯登上城墙而入，李祐之自杀。贺仁德走缙云，耕者缚之，槛送建康，伏诛。处州复平，以王祐守之，荣乃还。
1362年七月十三，平章邵荣、参政赵继祖谋反，被杀。
邵荣光彩照人的一生，史书记载不过一页A4纸，这只能说这其中一定有一些“不能说的秘密。”
那我们从这些史书中，简单地梳理下邵荣的革命历程以及在起义军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吧。
一是邵荣的行动轨迹。
1352年以前，邵氏兄弟在民兵营里服役，这其中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或许是邵氏兄弟的家人受到了元兵的侵犯，亦或是收了革命队伍的感召，还有可能是违反了军队纪律，受到了处分。总之，邵氏兄弟、赵继祖应该是在1352年之前参加了郭子兴的部队。
在太祖到了濠州之后，用他那独特的长相和极富感染的个人魅力，很快就获得了邵荣的尊重和欣赏。1355年，邵荣跟随太祖参与了渡江之战。从渡江之战中的邵荣的排名（第三），就可以看得出，邵荣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且受到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。而且，从后续的一系列表现推算，那时的邵荣应该是官职比较高的，而且一路走来，他的官职始终遥遥领先于其他将领，包括徐达和常遇春。
1355年十月，太祖的各种谋略加持下，赵继祖跟随郭天叙、张天祐率领的攻击南京的作战，而邵荣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加。大概是太祖担心拥有强大战力的邵荣，可能会影响他的计划。万一，由于邵荣的参与，导致南京城被攻下，或者邵荣能够很好地保护他的少东家。这是太祖所不愿意看到的。
太祖是有理由的。太平府周边全部都是元朝的部队，如果不能攘清四邻，就容易被人包了饺子。也就在这段时间，太祖分兵各路，同时自己也亲自领兵，分别扫清了环绕在南京城周围的大量的民兵山寨，邵荣应该是参与了其中的几次歼灭战。
比如，黄金《黄明开国功臣录》中提到的，（陈闻）跟随邵肆元帅克溧阳，以及推断得出的句容（今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）。
这样，我们从今天的江苏省地图上可以看出大概的行军路线。
1355年六月，渡江之战后。邵荣兄弟应该是直接从太平府，往攻溧水（今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）、溧阳。后接到太祖命令，会同攻击南京。在1356年三月初一，配合太祖攻占南京之前，路过句容，灭之。
1356年四月，从南京开拔，克丹阳、金坛。然后往东南继续深入，扩大根据地。
1356年六月，邵氏兄弟攻占广德。七月，进攻宣州，邵肆阵亡。这时，邵荣的心情是悲伤的、消极的、忧郁的。
1357年整年，邵荣的不知何往。但是，恰恰是这一年，战事非常频繁，是南京军事集团飞速扩张、发展迅猛的一年。你看：
至正十七年（公元1357年），太祖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武器，对张士诚进行了多面进攻。
三月，克常州，立常春分枢密院，同佥汤和统兵守御常州。
命耿炳文等率兵攻取长兴州（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）。立永兴翼元帅府，耿炳文为都元帅。
四月，命徐达、常遇春率师征伐宁国（今安徽省宁国市），久攻不下，太祖亲往督师。
五月，俞通海、张德胜等以舟师略太湖，入马迹山，迫降张士诚多名将领。
同时，广德、宣城叛乱，胡大海、赵德胜领兵复取之。
命江淮分院副使张鑑、同佥事何文政率兵攻克泰兴。
六月，命常春分院判官赵继祖、元帅郭天禄、镇抚吴良率兵攻江阴。
注意看，这里的人事部署。赵继祖一直是邵氏兄弟的得力助手，几乎所有的行动，都是一起完成的，而郭天禄这个名字，你是否想起了郭天叙，都是濠州人，是不是有一些必然的联系。其次，看各路军队诸将，徐达、常遇春就算了，其他的俞通海、胡大海等，赵继祖院判职务是不是经不得看。再次，江阴者，密迩士诚，去姑苏仅百余里，控扼大江，实当东南要冲。如此险要之地，张士诚不可能不派重兵把守。如此，赵继祖等人能堪此重任乎？所以，此时的带兵主帅必是邵荣无疑。最后，此战主将既然为赵继祖，且攻克极其艰难。因为张士诚兵据秦望山以拒之，赵继祖等直接逆势掩杀，当时大风暴雨，其兵奔溃，遂据其山。但最终，擢升吴良为分院判官（应该是长春枢密分院）。
1358年十月，沿着太湖，南下，邵荣攻克了重镇宜兴。
1359年正月，继续南下攻克杭州余杭。二月，一路追杀张士诚部队到达湖州，久攻不克，回到杭州，驻扎临安。
1360年闰五月，得知陈友谅进攻南京，太祖急调邵荣回防南京，成功阻击陈友谅部队的进攻。
1361年三月，在南京述职，改授平章政事。
1361年十二月，配合常遇春攻取环太湖城市长兴。
1362年二月，远赴丽水，解决处州之乱，三月平乱后返回南京，七月因为谋反被杀。
二是邵荣的升职路线。
在太祖改革军政机构之前，太祖麾下将领的封赏体系，应该是借鉴元朝官僚体系，而且，由于整个农民起义军知识层次不高、也没有从元朝中改弦更张过来的高级官员。最重要的是，元朝的官职体系设置得极不科学，往往还因人设岗。导致太祖及其领导的南京军事集团，职务晋升体系也是个四不像。既有元朝的行政官职，如平章等；也有军事官职，如镇抚等；还有综合性官职，宣慰使等。但是，我们还是大概能从官职名称本身推算出级别以及对应的职责范围。
从公开的资料显示，南京军事集团的将领，其升迁历经的官职大概是（太祖军改前）这样的。
军事序列：亲兵头目（九夫长，管九个人，也可以称之为小旗）→管勾→镇抚（高于百户，小于千户的官职，红巾军中未见百户职务者）→千户→（管军）万户→（管军）总管→副元帅→元帅（后来的翼元帅也大概是这个级别）→院判（枢密院判官）→左副元帅→右副元帅→都元帅（左副、右副、都元帅都是郭天叙在位的时候特设，后来都没有了。事实上和本序列也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）→同佥（枢密院同佥，正式称谓为同佥枢密院事）→佥院（佥枢密院事）→副枢（枢密院副使）→同知（同知枢密院事）→知院（知枢密院事）
行政序列：行中书省参政（参知政事）→行中书省左丞→行中书省右丞→行中书省平章→行中书省左丞相→行中书省右丞相→中书省平章→中书省左丞相→中书省右丞相
经李新峰教授的考证，太祖的官职变迁是这样的：
1352年投军郭子兴，选拔为亲兵，过了两个月，提拔为九夫长。
1353年，太祖回乡征兵，得七百人，郭子兴因此提拔他担任镇抚。
1354年，升太祖为总管（元朝在路一级行政区划设置总管府和万户府，管理行政事务和军事，总管府负责人为总管）
1355年，四月，郭子兴去世，韩宋政权成立，封郭天叙为都元帅（接手领导郭子兴的部队），张天祐为右副元帅（元朝右为尊，应该是张天祐自己争取过来的，德不配位），太祖为左副元帅（三把手）。六月，设立太平兴国翼元帅府，任翼“大元帅”。
这时，官职体系还不成熟，“翼”字面理解，肯定是相对于“总”才成立。但这个时候，翼元帅府的设置思路刚刚萌芽，太祖的思路应该是接下来每攻占一个城池、或者一个要塞，都要成立翼元帅府，一方面方便管理，另一方面，也有独立成系的意思，这些都是太祖的地方武装。
太祖的初衷，应该是要成立一个总元帅府（就是后来的行枢密院和大都督府），但是，一方面太平确实是个小地方，格局不够，成立总元帅府有点不够格，另一方面，郭天叙这个名义上的“主公”还在，成立总元帅府，设置总元帅，不是为他人嫁衣裳吗？
所以，才会出现了这种，既称之官署为翼元帅府，又称之官职为大元帅，这样一个瞻前顾后的名称。从这里开始，太祖开始了他单独创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关键一步。
1355年，郭天叙、张天祐死于集庆攻击战中，众将奉太祖为都元帅。
1356年，太祖攻克南京，韩宋政权封太祖为行枢密院同佥。
可以看出，随着太祖地盘和势力的不断扩大，韩宋政权也审时度势，不断地提高太祖军团的地位，以扩大其因军官越来越多随之需求量不断增大的升职空间。
1356年七月，这是太祖的人生转折点，也是南京军事集团事业发展的分水岭。这一年，韩宋朝廷给了太祖一个名分，实际是封了太祖并封上代。此时太祖的称谓是：吴国公、中书省平章政事、右丞相。先后分别置：江南行中书省、行枢密院。太祖自总省事（就是自己担任行省最高长官，就相当于履行江南行中书省左丞相的职权）
1359年，太祖任江南行中书省左丞相（真正的总领一省军政民事务）。
而邵荣的官职以及周边其他相关人员的官职情况，大概是这样的。
1356年七月，太祖设置两大官署时，晋升了五位将领为枢密院同佥，分别是：徐达、汤和以及邵肆、邵荣、廖永安。以俞通海、邓愈等为院判（来自俞本《纪事录》，时间不一定对，但是事情应该是有的）十月，朱文正为同佥。1358年三月，李文忠为同佥。四月，俞通海为佥院。
史书中，邵荣第一次带着职务出场的，是在1358年十月初九，平章邵荣与徐达同克宜兴。此时，胡大海为院判，廖永安为同知
1359年正月，邵荣出现时的官职依然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此时太祖官职也是中书省平章政事，直到五月，韩宋政权封太祖为仪同三司、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。这时候，徐达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邓愈、汤和等高级将领不过是佥院、同佥等，中级将领一般还多为院判、元帅等。
以上官职的任职时间或有偏差，但是从严谨的分析角度来看，任职这件事本身应该是真的。所以，在同期的比较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邵荣的官职一直处在遥遥领先的地步，甚至在一段时间与太祖官职齐平，这极有可能引发太祖敏感的神经。
三是邵荣的战斗指数。
《明史·常遇春传》中说：“先是，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，平章邵荣、右丞徐达与常遇春为三。而荣尤宿将善战。”
首先，我们知道，在正史上，邵荣是一个谋逆叛乱之人，是教材的反面人物。根据我们古代一贯将反面人物“抹黑再抹黑、践踏再践踏”的惯用招数。这里，能将邵荣的战斗力凌驾于开国第一人、第二人之前，说明邵荣配得上这个说法。排名在第一不说，还另外加了一个“尤宿将善战”的注解。
其次，我们还知道，徐达和常遇春之所以在功臣榜上排名第一、第二，不仅是战斗力惊人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能打仗、会打仗、打得赢。谋略当然是一个将帅的基本素质。徐达不用说了，所有大规模的战争，徐达都是大将军，总领全部军队。常遇春号称“常十万”，自称可以带十万部队，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，史上也确实如此。
所以，邵荣绝不是一个只会杀敌拼命的莽汉，更是一个胸有韬略的帅才。且看他的几次精彩表现。
1359年二月初十，平章邵荣率兵攻湖州。此处也充分展现了邵荣智勇双全的英雄本色：
当日，攻克了湖州后，部队屯于临安一带。邵荣判断敌军会来偷营，预先设伏以待之，并告诫诸军坚守勿战，看到山上竖起旗帜则一起攻杀来敌。果然，张士诚派遣李伯升来攻余杭、临安诸营，因为早有防备，他们没有得手。
邵荣感觉对方久攻不下，士气渐弱、士众已疲，于是命人在山顶竖起旗帜。于是诸军呼喊这从四面八方杀出，伏兵四起，敌众大乱，更相蹂躏，死尸遍野。后面，双方对峙，并进行了几次拉锯战，互相也不能奈何对方，于是，邵荣便率军返回了杭州临安。
上文提到，1362年二月，张士诚派弟弟张士信、第一猛将同佥吕珍率十万精兵包围诸全。诸全守将谢再兴（也是一员猛将）鏖战二十九日，未分胜负。谢再兴派遣元帅李子实、总管甘汝珏在城外设伏，自己带兵从南门出战。战斗刚一打响，伏兵四起，大败张士信、吕珍的部队。俘获将士千余人，战马四十匹，船只四十艘。张士信非常愤怒，增派兵马继续攻城。谢再兴感觉支撑不下去了，便向时任行省左丞的李文忠告急求救。李文忠派胡大海的干儿子猛将胡德济前去支援。谢再兴再次求助李文忠，认为援兵太少，敌人太多恐怕难以取胜，请求再派支援。
当时的李文忠也是四处救火、兵力捉襟见肘。金华刚刚叛乱结束，要分兵把守，严州（今杭州市建德县范围）靠近敌人的边防线，且是自己的大本营，处州（今浙江省丽水市）又为叛乱的苗兵占据，分兵前去平叛已经力所难及，所以这时候已经实在分不出人马前去支援谢再兴。
恰在这时，李文忠听说太祖已命邵荣平叛处州，大军旦夕即至。于是，跟手下都事（负责行省总务工作，又称“首领管”，从七品）史炳商量道：“兵法云，虚而实之，实而虚之，虚虚实实，先虚后实。现在，诸全被围困了很久，敌寇气焰嚣张，士气高涨，而我军人数少，如果不用计谋，则无法取胜。据闻平章邵荣不久将来取处州，我们正好借机虚张声势，这恰是一出奇制胜的计谋。”
史炳道：“这确实是条好计。”
于是，扬言右丞徐达、平章邵荣带领大军已经到了严州，克日即将进攻，让间谍探子故意将榜文张贴在义乌的古朴岭。张士信的士兵看到了，果然非常震惊害怕，连夜就逃跑了。
这个故事，从头到尾，邵荣都没有出现过，但是，其起到的作用，却是足以抵十万大兵。所谓，人的名儿树的影儿，不服不行。邵荣就是这么有号召力，这么有震慑力，这么有信服力。
再来看一看，闻名古今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：龙湾之战。
徐、常、邵三人各属左中右三路部队准备抵御陈友谅的部队，但是由于陈友谅的部队数量太多，导致太祖部队数战不利，蔡镇抚率领数十名骑士在后力战，都死在阵中。陈友谅部队弃舟上岸，马上就要向城池攻去。太祖急调在石灰山一代对抗五王陈友仁的邵荣，率三万人马，沿江截杀陈友谅部队，使其首尾不能兼顾，从而一举奠定了胜局。
此战，关键就在于邵荣带领的部队，横截了陈友谅的部队。起初，徐达、常遇春的部队多次进攻陈友谅部队，不但无功而返，甚至死伤众多。相比较，就可以看出邵荣的战力。
很多地方，官史做了大幅度删减，导致了很多重要战役，显然将帅不堪其任也。
为什么要大幅度删减邵荣的戏份，作为总导演的太祖，应该是定过调子的。但是，有些内容为何又要保留，其目的何在呢？
而且，与邵荣相关的人物，其兄邵肆，其侄邵成，其战友赵继祖等等，史书中少有提及。就算是野史，也对邵荣及其相关的人物讳莫如深。比如：
《皇明开国功臣录》邵成国初从举义（国初，就是开国之前的意思。这里邵成应该是一开始跟随郭子兴起义的，并非是太祖旧部），屡备征讨，克滁、和二州。乙未（公元1355年）夏六月，从渡大江，克采石，取太平，收溧阳，皆预有功，授总管。继而，元将蛮子海牙结舟师扼采石，陈埜先既败，其子陈兆先（应为从子，他的侄子）复屯兵方山。丙申（公元1356年）春二月，（邵）成从攻采石寨，击走蛮子海牙。三月，复大破兆先营，擒之。寻定金陵，下镇江，以功升元帅。夏五月，攻宣州，六月，同元帅邓愈统兵攻广德路，克之，置广兴翼元帅府，命成同愈以元帅守御。冬十二月，长枪谢元帅（谢国玺）率众来寇，成同愈初成奋击，俘其总管武世荣及军士千余人。明年（1357年）春二月，张寇兵复来侵，复击败之。三月，愈移镇宣州，成专戍。又明年（1358年），升统军元帅。
至此，邵成的经历戛然而止，再无下文。
02邵荣为什么要死？
学者们纷纷猜测邵荣的死因，是真的谋叛，还是卑鄙的陷害。个人觉得，这其实不需要过多地去猜测和考证。如果不是内心有鬼，官方的历史，就不可能将这样一个功勋卓著将领的过往事迹删减至此。如果不是污蔑的话，一个有计谋有战斗力的名将之星，是不可能不选择拥兵自重、据城而战，却选择跑到别人的大本营去实施谋杀。
我们都知道，在太祖前进的道路上，除了郭子兴外，其他人在他的眼中和一株长在荒野中的竹子没有什么分别。刘备可以为了最后好好地看一眼离他远去的徐庶，命人砍去阻碍他视线的竹子。太祖一样会因此砍掉一个人的脑袋。
至正二十一年、二十二年（1361年和1362年）是多事之秋，也是太祖革命事业的低谷期。革命形势不是特别好。
我们可以从上面的一系列事件中看到，
此前，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事件：
二月初一，婺州（今浙江省金华市）苗兵作乱，蒋英、刘震、李福等杀死行省参政胡大海及其子胡关住、总管高子玉，郎中王恺及其子王寅、掾吏章诚皆死之。
二月十一，为了响应婺州叛乱，处州苗帅李祐之、贺仁德，杀死行枢密院院判耿再成，总制孙炎、知府王道同、元帅朱文刚皆死之。
同时，张士诚把握这一有利时机，派弟弟张士信、第一战将同佥吕珍统兵十万围诸全（今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）。三月初七，行中书省宁越分省左丞李文忠无兵可援诸暨，听说邵荣率兵讨处州将至，与都事史炳谋曰：兵法先声而后实。今诸全被围日久，寇势益盛，而我军少，非谋不足以制之。今邵平章来取处州，宜借以张声势，亦制寇一奇也。炳曰：善。乃扬言右丞徐达、平章邵荣领大军至严州，克日进击，使谍者揭榜于义乌之古朴岭。士信兵见之，果惊，谋夜遁。
太祖的选择是与元朝交好，这其中是有人反对的。
而反对的这个人，其基本属性是：第一，他痛恨蒙古人，誓和元朝不共戴天；第二，他能左右太祖军事集团的一部分人的走向，是个有分量的人；第三，他应该在这段时间里，获知了郭天叙、张天祐真实的死因。
邵荣、邵肆等人，一开始在元朝义兵军营服役，为什么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呢？这其中一定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这个原因让邵荣一生都痛恨蒙古人。让邵荣等人，跟随郭子兴走上了反抗元朝的起义之路。
回到郭天叙、张天祐被陈埜先摆了一道，结果攻占集庆不成，反而误了卿卿性命。
这时，一同出战的郭天叙、张天祐的部下总管赵继祖，跃马而跑，陈埜先单骑追赶，结果地方上的义兵首领给杀了。
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陈埜先杀死了郭天叙、张天祐之后，应该是已经完成了与太祖之间的默契事项，为何定要杀赵继祖呢？居然已经来不及调集手下兵马，而是独人单骑来追。
说明赵继祖在目击各种不正常的情况后，对于这场战役的真正目的起了一丝怀疑。
1358年七月，郭天爵伏诛。郭天爵，是郭子兴最小的儿子。郭天叙战死以后，韩宋政权继续给太祖军团掺沙子，给太祖上眼药，意图分化军团。于是授予郭天爵中书右丞（应该是行中书省右丞）。此时，太祖威势日盛、声望如日中天，升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封吴国公。郭天爵没有能继续保持郭天叙在军队中的首领地位，心生怨念，一些郭子兴旧部可能因为遭受太祖嫡系压制、升迁速度缓滞等原因，撺掇郭天爵准备做一些不利于太祖的事情，甚至可能实施兵变，遂被诛杀，郭子兴就绝后了。
这件事情，从字里行间就看得到疑点。而且，熟悉太祖的人，都似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而且，有一种宿命论的说法就是：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，都会选择这样做。那么，太祖掌握了这种杀人利器、坑人捷径的话，绝对不是一个王朝的服气。
就像一个人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境遇，他就会始终表现出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方式，也永远是别人眼中的好人。但是，人性是不能在极端的环境中考验。也经不起诱惑。
郭天爵也一样，他本来就是官二代，郭子兴打下来的基业，在大哥、二哥死了之后，就应该是他来继承。结果，生生地被人截胡，换做是你，你会不会气？会不会偶尔发一发牢骚。如果遇到了一些旧识故友，三五杯老酒下肚，在别人的各种挑拨下，眼花耳热后，说出一些过激的话，做些过激的事情，其实都是人之常情。毕竟，不是每个人都像太祖一样，有如此胸襟，如此城府。
郭天叙、张天祐的死亡，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，郭子兴的这些老部下，是不可能跟太祖掰腕子、挑明了去讨要说法。
但是，郭天爵不一样，这时郭子兴仅存的幼子，而且并未做什么大逆不道的坏事，这些必然会在一些人的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。
1358年七月，太祖诛杀郭天爵，名义上就是“谋逆”。这个借口明眼人都会觉得有问题。这时候的邵荣和赵继祖应该不在同一个地方战斗。从1357年六月，邵荣、赵继祖、郭天禄等人同取江阴之后，邵荣挥兵南下，赵继祖则留守江阴，从此天各一方。战事频仍之间，两人也无法深思这郭家之人陆续死亡的背后，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诡计。
直到1362年3月，邵荣平定了丽水叛乱，回到南京述职。此时，赵继祖正好也在南京。这次的重逢，是太祖有意的促成，还是无意当中的巧合，两个人在南京城里有四个月的时间。
这期间，他们应该一起把酒言欢，畅叙旧情，回顾峥嵘岁月，怀念郭氏父子。两人在夜深人静、无人再旁的时候，应该也在慨叹时运和命理，加入郭子兴未死，则现今该如何如何。假如郭天叙还在，又该如何如何。如果郭三公子尚在人间，时局又会怎样？
突然之间，他们停住了盛满了美酒的杯子，愕然地相互看着对方，眼中满是惊恐。为什么短短的几年间，郭老大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陆陆续续都死了呢？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士兵，生死无常。他们几乎是一军的最高统帅，万军之中若想杀之，何其之难？郭天禄无故而死，让两人又不仅怒气渐生。
陈埜先那恶贼，蒙骗少主去喝酒，阴谋害之。埜先之侄兆先，太祖待如亲侄，恩宠有家，让人心生愤愤不平之意。
无数个疑团，在两人的相互议论中，渐渐地明朗起来。
他们想起来，那日擒住陈埜先，帐下老帅宋朝用曾经在太祖跟前听用，或许知道一二。
一日，邵荣、赵继祖宴请宋朝用，宋朝用不知何意，欣然前往。不料三杯酒下肚，邵荣、赵继祖逼问当日太祖与埜先之间的事情。
宋朝用只好道：“太祖释埜先之缚，赐坐与语。埜先许以全军归附，太祖允之，结为昆季，宰乌牛白马以祀天地，歃血为誓。约共攻建康府，即令还营整兵，以待并进。”
两人听到这里，焉能不知其所谓也。于是，约定时间，当面和太祖分辨清楚。
哪知，宋朝用径直禀告了太祖。
由于上述潜在的原因，还有邵荣的地位日趋逼近太祖，战斗力超强，手下兵士也非常仰慕信赖邵荣，太祖早就有了除掉之想法。
03邵荣怎么死的？
为了平稳有序地干掉一个人，是需要做很多的工作。尤其是像邵荣这样一个老牌资格、功勋卓著、胸有韬略、战力爆表的早期起义中坚力量，越是要步步谋划，小心谨慎，严丝合缝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要有异议，不要影响到太祖皇帝的光辉形象，不要在史书中留下污点。人言可畏，并不是一句空话，那是实实在在的震慑力，你是九五之尊又怎么样，你君临天下又怎么样，你杀得了一个邵荣，你能杀尽天下人吗？
你能堵的住天下的悠悠之口吗？
你敢挑战史学家的口诛笔伐吗？一部《春秋》，微言大义，让多少皇帝谈之色变，恐惧三分。
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吗？
是人，都会有畏惧之心，敬畏之心。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。你纵使不怕老百姓的嘴巴，也总会忌惮神灵的惩罚吧。
第一招，坐冷板凳。这个招式，一直都被领导者广为沿用。如果不想用你，当然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不仅能够让你远离权力中心，而且自然而然就少了朋友、少了同盟、少了助力。你在坐冷板凳期间，有可能还是“贼心不死”，想要力图东山再起，必然要做一些明面不能为之事，要么结党营私，要么妖言惑众，要么行贿赂事，就容易被领导者抓住把柄，办你个违法犯罪，让你从冷板凳，直接到冷宫，甚至直接去地府报到。一种可能，就是在坐冷板凳期间，安于现状，苟活人世，消磨斗志，泯与众人，那也是达到了领导者的预期。如果领导觉得你的心思还是好的，还是个可造之材，就可以将这作为一种磨练意志、锤炼逆商的一种方式，是一种考验。真可谓是可攻可守、左右逢源的好措施。太祖之对邵荣，从各次战役中都可以看得到，不像是徐达和常遇春，直接作为战略人才，或者像邓愈、汤和、朱文正、李文忠、廖永安、廖永忠、俞通海、赵德胜等，都是作为储备人才，尽可能独当一面。邵荣之事作为救火队长，有啃不下来的骨头，就去冲锋陷阵。有危险的地方，就去当炮灰。然后，便束之高阁、卸甲南山。
第二招，分化人心。这是釜底抽薪的一招。美其名曰就是，增加军事力量，配备参谋人才，充当副手辅佐之。实际上，就是分化人心，培植亲信，架空主将。从一些野史杂记中知道，太祖安置李文忠作为邵荣的副将军，帮助署理军事，协助指挥作战。像宋朝用父子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，从邵氏兄弟的死党中争取过来的，最终为太祖狙杀邵荣，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第三招，明升暗降。从南京军事集团的各次人事安排，可以看出，嫡系的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朱文正、汤和、邓愈等，都是火箭式地晋升。而郭氏旧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，擢升之慢，难以想象。
至正二十一年（公元1361年），太祖实施了一系列的军政体制改革，并且大规模地密集调整人事。改枢密院为大都督（府），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，节制中外诸军事，中书省参议李善长兼司马事，宋思颜兼参军事，前检校谭起宗为经历，掾史汪河为都事。文正，上兄南昌王子也。时枢密院虽改为大都督府，而先任官在外者尚仍其旧。
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并没有一一详述其余人员的职务调整。但是，从上述的调整，我们又可以看到太祖的谋算之深。注意：这里邵荣的官职是从枢密院同知到中书省平章政事，有人就会问，邵荣1358年的时候不是已经是平章了吗，怎么这里又变成了枢密院同知，然后再变成平章。逻辑上说不过去。所以，一定要再说明一下，此平章非彼平章也。
1358年，邵荣担任的是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是江南行省的平章。1359年五月，太祖改授江南行中书省左丞相，总览江南省一切事务。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职权，就将邵荣改任军职——同知江南行枢密院，牢牢地将邵荣控制在行省之下。
随之一步棋就是改革军队体制。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发生了一件事，坚定了太祖立刻着手为独立体制做准备。因为，1361年正月初一，按照惯例，是要在江南行省设韩林儿的御座，然后群僚跪拜行礼，遥祝伟大的韩宋政权万年万万年，皇帝陛下千秋万代啥的，结果刘伯温当场掀了桌子，骂韩林儿不过是个放牛的竖子，不足奉之。当时，虽然没有直呼其名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骂的是韩林儿。但是，刘伯温似乎忘了，太祖小的时候也当过一段时间的放牛娃，可能在他登基后的某一个节点，突然想起这件事：这老刘会不会骂的是我，或者是连我也一起骂了。这可能也是导致刘伯温晚年的不幸遭遇吧。
太祖下定决心要组建自己的军政系统，这个想法应该一直在实施，但是从来没有明目张胆而已。这次搂草打兔子，顺道将邵荣也给解决了。
1361年的正月辛酉初九，以邓愈为中书参政，仍佥枢密院事，总制各翼兵马。这招非常毒辣，一方面将中书省的位子占去，中书参政不过是比平章低两个品级，具体事务方面没有定例，可以不做分工。就是你职级高，也可能权力小，职级低，任务重。这种“小官大权”的任用模式一向是太祖的拿手好戏。而且邓愈不仅的职务不仅涉及行政，还管理军事，拿掉了所有地方军队领导权，总制各翼兵马。我们知道，太祖的嫡系部队，是由亲军指挥使负责，地方军又给了邓愈，那还有什么军权。这还没完呢，太祖的心，又是你我可以揣测的。他要将军队体制改革进行到底。
二月，为了让军改工作不至于太醒目，太祖分别设置了几个不会引起重视，但是也非常重要的官署。比如设立监茶课，管理商人贩卖货物抽取税金以充军饷。接着，设立宝源局，负责制定货币印制、管理。
三月，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，称谓真正的全国性的中央最高军事机构。军权必须要牢牢地抓在自己人的手里，亲侄子朱文正真的是不二人选。所以，太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侄子朱文正任命为大都督，节制中外诸军事，还将宋思源、李善长作为大都督府的参谋、参军。
太祖担任了中书省左丞相。此时的邵荣在南京，接受了新的官职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并非是行省平章，而是中书省的平章政事，军事权、行政权全部架空，称谓了光杆司令。
第四招，阳谋害之。我们先来听一听太祖以阳谋对付手下大臣的故事。
这个人就是，被太祖称之为“人多智术”的宋伯颜不花。1358年十二月，太祖亲自攻下婺州（今浙江省金华市），派文书周德远往衢州招浙东廉访使宋伯颜不花，被严词拒绝。1359年秋九月，太祖派遣猛人、常胜将军时任枢密院同佥的常遇春进攻衢州。常大将军大张旗鼓，立奉天大旗（估计是攻心战术，震慑敌军），并砍伐大树，建造栅栏，围住衢州六门，造吕公车、仙人桥，长木梯、懒龙爪，拥至城下，高与城齐，欲阶以登城。又在大西门、大南门城下，挖地道攻之。元守臣浙东廉访使宋伯颜不花等悉力备御，以干芦苇草灌油，烧吕公车，架千斤秤钩懒龙爪，用长斧剁长木梯，在城内再造夹城，防挖地道。常遇春攻之大约两三个月，都不能攻克。最后，以一支奇兵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，突入南门瓮城，毁其所架跑车，于是战事对宋伯颜不花十分不利。
元将院判张斌感觉城已经守不住了，便悄悄地摸出小西门，向常遇春部队纳降。宋伯颜不花不知道，还在督兵拒战。过了一会儿，城中火起，常遇春部队入城，元兵俱溃。总管马浩跳水而死，宋伯颜不花被活捉，并送到南京。
太祖数落他道：“你为元将，守卫城池，城在人在，城破不死，枉为人臣。你若投降，就应早降，百姓何辜，受你牵连。”随后命人用鞭子抽了三十下。
后来，太祖可能觉得宋伯颜不花也算是个人才，就让他担任提刑按察司佥事。
至正二十二年（公元1362年）正月初，有人诬告邓福有罪，按察司的官员，没有细加审问，便欲将邓福治罪。于是邓福便向宋伯颜不花告发按察司官员不分青红皂白，构陷自己，意欲致其罪。宋伯颜不花包庇自己属下，便让邓福承认罪行，邓福不从。于是，宋伯颜不花道：“我这衙门，你见有人得空出者？（你见到过有人进了我的衙门后，还能平安无事的出去吗？）”于是，屈打成招，让邓福认罪伏法。后来，太祖访察后知悉了事情原委。
正月十七日，在聚宝门雨花台上召集文武百官，说道：“宋佥事，你原来是元朝的风宪官（浙东防廉史，负责监察官员作风和廉洁的官员），不能以死明志全节（据守衢州，被攻克的情况下，应该以死明志，保全名节），变节投降于我，又授予你审讼断狱、监察百官、风闻奏事的权力，你却不为人辨别黑白曲直，将好人屈打成招、诬为罪犯。自以为这样可以博取我的认可，觉得这些是我希望你做的，你知不知罪？我今天就要替元朝打死这失节投降卖国的老贼！”
便命令卫士用巨棍于肋部、背部各打一百军棍。然后扛起来掷于地下。太祖问道：“老贼死了没有？”
答曰：“未死。”
于是命令士兵将其扛至太医院，以膏药敷之。
次日，太祖再次召见宋伯颜不花，并道：“攻克衢州之后，我初次见你跪拜于我，便想杀你。但是，我一直告诫部将不得杀降，所以，我劝说自己不能杀你，至今还深以为恨。我都已经如此任用你，你居然处事断案如此不公正！”
命令士兵揭开敷上的药膏，像昨天一样杖责之，居然还不死。
再次日，又杖责之，终于打死了（估计太祖和行刑士兵都松了一口气），将他的尸首挂在闹市中示众。
太祖在1359年9月就想杀掉宋伯颜不花，苦于自己的命令（不杀降）所限，不能杀之而后快，一直隐忍至1362年正月，总共两年四个月。这段时间，应该是有人时时在监视宋伯颜不花的一举一动，一旦能够堂而皇之杀人，太祖绝不过夜。想想也是可怕，也是可敬，太祖的这份执着，这份忍耐，这份算计，这份守株待兔的勇气和决心，不得不佩服，也让人觉得不寒而栗。当然，换句话说，太祖心中还是有个底线，这个底线就是，你真的不犯错，我绝不动你。如果你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上天入地，谁都救不了你，天王老子也不行，我说的。
但是，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，难道一定要等待事情发生吗，就不能推动事情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吗？
与宋伯颜不花同时被宣告罪状的有省都事王用言，贪赃枉法，与抚州倪通判勾结，私通敌人，太祖让人将王用言的赃物示之百官，认定他罪当凌迟。另外一个是和宋伯颜不花同为提刑按察司佥事的陈宁，有不孝、不德之罪（母亲置于省外而不顾，太祖特地将他母亲从陈友谅控制的茶陵地区——湖北省株洲市茶陵县，接到了南京。也不好好照顾母亲，却深夜跑到外面寻花问柳，德行败坏。被外放浙东提刑按察使，也旧习不改，无正行。估计是潜规则了下属妻子，导致皂吏小毛跑到南京去找太祖告御状。太祖提取自问，陈宁伏罪。太祖道：“这种禽兽的行为，你一个读书人是怎么干得出来的！”将其下到应天府大狱。关了一年，直到此次押至聚宝山听决。），认定他也应该凌迟处死。但是，经过元朝使者张昶（时任吴国中书省参知政事）的劝说，太祖虽数其罪而宥之（原谅了他），降职为太仓市舶司提举（浙东提刑按察使为正三品，将为太仓市舶司提举从五品）。
所以，以上三个官员，身犯私通外敌之罪的王用言，理应处死，毫无疑义。但是，陈宁不过是因为生活不检点、对目前有点不关心而已，私德有亏，说不上违法，更谈不上犯罪。
宋伯颜不花，屈打成招，让被诬陷者反坐其罪。也不过是翻了刑讯逼供罪和枉法裁判罪中的一个，而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（被及时发现并纠正）罪不至死，最多判个三年有期徒刑。
结果，太祖故意将这三个人放在一起审理，将他们的罪行确定在同一量刑尺度上。如果就事论事，宋伯颜不花和陈宁犯得这点事儿本是放不到台面上去讲的，偏偏太祖上纲上线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宋伯颜不花的问题，就无限放大了罪行的严重性，以及引发后果的严重性。
在处罚时，太祖又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趋同性心理。先是快刀斩乱麻地处决了王用言。因为这是毫无争议的，没有人会提出反对，也不应该反对。
然后，他并没有马上处决宋伯颜不花，而是打了一百军棍。从此，开启了有明一代皇帝动辄在朝堂上杖责大臣的恶劣行径。这种公开杖责的行为，不仅是对官员肉体上的折磨，更是对他们尊严上的践踏。非但不文明，更是不人道。打了之后，还给药医治。然而，事情还没完，第二天、第三天连续杖责同样的地方，如此，铁人也禁不住这三百棍子，于是，宋伯颜不花就一命呜呼。
这惊心动魄、石破天惊的一招，不仅震慑了百官，也从心理上让百官接受了这种处罚的结果。不是我老朱想杀人，而是，这个人不禁打。
就在百官都以为后面的陈宁也必不得好死的时候，太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，板子高高抬起、却轻轻落下。不仅赦免了陈宁的罪行，还给了个肥缺。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，专门负责外国人通商审批、征收关税的部门，其中油水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
至此，这样一个设计精准巧妙、执行雷厉风行、处理举重若轻的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大臣们都知道了，王用言和陈宁不过是随同宋伯颜不花一起过堂的陪跑者，王用言该死的死了，陈宁不该死的没死，宋伯颜不花不该死但是身体不行、不抗揍，也死了。这是活该啊。
这件事，太祖处理的，没毛病。
（至正十八年，即公元1358年十二月）太祖克婺州，遣掾史周德远往衢州招廉访使宋伯颜不花，不从。后命常遇春领兵围城，九月克之，执宋伯颜不花到京。太祖数之，曰：“尔既守城，城破不死，非人臣也。且百姓何辜，使遭锋镝。”以鞭决讫三十。后用为提刑按察司，问邓福被排陷事，反以本人不合告按察司官坏了衙门，坐罪。太祖访察之，数伯颜不花曰：“你本俘虏，我宥而用之。元朝因护党往往屈人坏了天下，今尔复袭旧弊。”杖杀之。——刘辰《国初事迹》
对于邵荣，同理可知。太祖过不去的坎儿，也只能将其铲平。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让你死，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
一切都已经注定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，所缺的就是一个合理、合适的理由和借口。太祖的人生准则就是：有借口，要杀，没借口创造借口，也要杀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所谓“部将有欲告之者，荣惧不自安”，这就是上文提到的，换了任何一个人，都会犯同样的错误。上封给你施加压力，放出风声“听说你想谋反啊？”，任谁都会惶恐不安，然后必然有所行动。那对不起，不管你是正常的四处托关系找人去当说客，还是直接要求跟太祖理论，甚至直接抄家伙干，都是杀你的理由。
更何况，宋朝用已经提前将底透给了太祖。
于是，一切都进入了太祖的掌控当中。
七月，邵荣回京。八月，荣与参政赵某谋为不轨，元帅宋某以其事首告。太祖命壮士执邵荣、赵某连锁，置酒待之，间曰：“我与尔等同起濠梁，望事业成共享富贵，为一代之君臣。尔如何要谋背我？”荣答曰：“我等周年出外取讨城池，多受劳苦，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，所以举此谋。”不饮酒，止是追悔而泣，太祖亦泪下。赵某呼邵荣曰：“若早为之，不见今曰猎狗在床下死，事已如此，泣何益？惟痛饮而醉。”太祖欲禁锢其终身，听其自死。常遇春曰：“邵荣等反得成，岂得留我等性命，妻子亦没为奴婢。上位有天命，其事败露，乃天诛之也。今反留之，是违天也。所以后人仿效，遇春心实不甘。”太祖命缢杀之，籍没其家产。
常遇春摸准了太祖的心思，捧哏角色附体。极尽挑拨离间、添油加醋、赌咒发誓之能事，貌似说动其实已经确定在心的太祖，决定杀之。
从此，太祖便再无内忧和羁绊，一心一意搞事业，将腹黑进行到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