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打小右腿不便，跑不快跳不高，总被玩伴们嘲笑“瘸腿小怪物”。
为护我不被欺负，阿娘从外地带回个笑眼弯弯的少年。
他活泼灵动，会爬树掏鸟窝，会下河摸鱼虾，村里的孩子都围着他转。
可他偏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，我走不动路，他背着我；我被嘲笑，他替我撑腰。
每次我在田埂上摔得哭鼻子，他总能顺着我的脚印找到我。
可阿娘病重离世那天，他却把我安置在村口的老槐树下。
说要去买我最爱的糖糕，让我乖乖等他回来。
我攥着他给的小泥人等啊等，直到槐树叶落满肩头，也没等来那个明媚的身影。
……
我叫周小月，一九七二年的秋天，我七岁。
我天生右腿就跛，跑起来一瘸一拐的，像只笨拙的鸭子。
村里的孩子都不愿意跟我玩，他们围着我拍手，唱着自己编的顺口溜：“瘸腿小怪物，走路扭啊扭，下雨先知道，准是龙王爷家的小泥鳅！”
每次听到这歌谣，我都低着头，咬着嘴唇，恨不得把自己缩进泥土里。
阿娘总是把我搂在怀里，用她粗糙温暖的手掌擦掉我的眼泪，她说：“囡囡不怕，我的囡囡是世上最好的姑娘。”
可我知道，我不是，我是个连正常走路都做不到的累赘。
阿爹去得早，家里就我和阿娘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清苦，阿娘的身体也像一盏熬干了的油灯，渐渐没了光亮。
那年夏天，阿娘出了一趟远门，回来时，身后跟了一个少年。
那天的夕阳特别好看，金红金红的，把整个村子都涂了一层暖光。
少年就站在那片暖光里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落满了星星。
他对着我笑，嘴角弯弯的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，好看得让人移不开眼。
阿娘拉着我说：“小月，这是向东南，以后就是你哥哥了。”
向东南，他的名字也带着一股外面世界的风。
他比我大三岁，活泼得像山里的野猴子，爬树掏鸟窝，下河摸鱼虾，没有他不会的。
村里的孩子们立刻被他吸引，成了他的小跟班。
可他偏偏不去理会那些崇拜的目光，总是第一时间跑到我身边。
他蹲下来，拍拍自己的背，声音清亮亮地说：“小月，上来，哥背你去看他们摸鱼。”
我扭捏着不肯，怕人笑话。
他却不由分说，一把将我背起，他的背不算宽阔，却异常稳当。
我趴在他背上，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和阳光的味道。
那些嘲笑我的孩子看见他，都乖乖闭上了嘴，有人甚至怯怯地喊他“南哥”。
他绷着脸，像个大人一样说：“以后谁再敢叫小月‘小怪物’，我向东南第一个不答应！”
那一刻，我看着他的后脑勺，心里又酸又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了。
我们形影不离，村里的田埂上、小河沟边，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，当然，更多的是他的脚印，和他背着我时，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。
我走不动了，他背我；我摔跤了，他总能顺着我蹒跚的脚印找到灰头土脸的我，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野果子，或者一只编得歪歪扭扭的蚂蚱。
他说：“小月，别哭，有哥在呢。”
阿娘看着我们，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许笑意，她常说：“东南来了，小月爱笑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，虽然清贫，但有阿娘，有东南哥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
可是，阿娘这盏油灯，到底还是熬到了尽头。
一九七五年的冬天，特别冷，寒风像刀子一样，刮得人脸生疼。
阿娘病得起不来床，咳嗽的声音一声比一声空洞。
那个雪夜，她紧紧攥着我和东南哥的手，眼睛看着我们，嘴巴张合着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最后，她眼角滑下一滴泪，手猛地垂了下去。
世界，在那个瞬间崩塌了。
我哭得撕心裂肺，感觉天都塌了。
是向东南，这个只比我大三岁的少年，用他单薄的肩膀撑起了这一切。
他红着眼眶，一声不吭地料理了阿娘的后事，借了钱，买了薄棺，央求村里的大人帮忙，把阿娘葬在了后山，和阿爹葬在了一处。
处理完阿娘的后事，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空荡荡的，冷得刺骨。
我缩在炕角，眼睛肿得像核桃。
向东南坐在炕沿，默默地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，他起身，打来热水，笨拙地给我擦脸，哑着嗓子说：“小月，别怕，以后哥照顾你。”
可是，阿娘头七刚过的那天早晨，雾气很大，他把我带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。
老槐树光秃秃的，枝桠像鬼爪一样伸向灰蒙蒙的天空。
他蹲下来，替我理了理散乱的头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泥人，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穿着花衣裳的小姑娘模样，是他亲手给我捏的。
他把小泥人塞进我手里，握了握我的手，他的手心有些凉。
他说：“小月，你在这儿乖乖等哥，哥去镇上给你买你最爱吃的糖糕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我抬起头，泪眼模糊地看着他，他的脸在浓雾里有些看不清，只有那双眼睛，似乎还和往常一样亮。
我攥紧了小泥人，点了点头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哥，你快去快回。”
他对我笑了笑，转身就走进了浓雾里。
那抹身影，很快就被白茫茫的雾气吞没了。
我攥着那个还有他掌心温度的小泥人，坐在槐树底下冰冷的石头上，眼巴巴地望着他消失的方向。
雾气散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又渐渐西斜。
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，空气中飘来了饭香。
有路过的大娘问我：“小月，咋坐这儿呢？快回家吧。”
我固执地摇头：“我等东南哥，他给我买糖糕去了。”
大娘叹着气走了。
天彻底黑透了，寒风刮起来，像鬼哭。
槐树最后几片枯叶，打着旋儿落在我肩上、头上。
我又冷又饿又怕，把小泥人攥得紧紧的，指甲掐进了掌心，却感觉不到疼。
糖糕没有等来，那个说会照顾我一辈子、说要去买糖糕的明媚少年，也没有回来。
我被村里好心的大队长发现时，已经在老槐树下冻得快要僵住了。
大队长的媳妇，秀英婶子，把我抱回他们家，用厚厚的棉被裹住我，给我灌了热乎乎的姜汤。
我浑身发抖，牙齿磕碰得咯咯响，手里却还死死攥着那个小泥人。
“造孽啊……”秀英婶子红着眼圈骂，“天杀的向东南，看着人模人样，没想到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！周家嫂子才走，他就丢下小月跑了！这心肠是石头做的吗？”
大队长蹲在门口，闷头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里，是他紧锁的眉头。
他重重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也别全怪孩子，毕竟不是亲生的，才十来岁，负担不起，也是……也是能想到的。”
“想到个屁！”秀英婶子啐了一口，“负担不起就能这么丢下小月？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他一个半大孩子能去哪儿？指不定……指不定遇上啥坏人了！”
我心里猛地一抽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坏人？不，东南哥不会遇上坏人，他那么聪明。
他一定是……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。
对，他肯定是去办很重要的事了，办完了就会回来找我。
他答应过我的。
他从来没有骗过我。
大队长家也有好几个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不可能长期收留我。
几天后，生产队开会决定，把我安置在村尾那间废弃的破瓦房里。
那房子以前是守林人住的，早就没人要了，屋顶漏雨，四面透风。
秀英婶子心疼我，和几个妇女帮我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搬来一张破木板床，一口掉了漆的木箱子，还有一个豁了口的瓦罐。
“小月，以后……你就得住这儿了。”秀英婶子声音哽咽，“队里说了，看你年纪小，腿脚又不便，就不用你干重活，每天跟着妇女队捡捡麦穗、割点猪草，算你工分，分口粮给你。”
我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磨破了的布鞋鞋尖，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我知道，从今往后，我真的只剩下一个人了。
日子变得缓慢而沉重。
每天天不亮，我就起床，拖着一条不便的腿，跟着村里的劳力们下地。
别人干活利索，我却连走路都费劲。
捡麦穗时，我弯腰比别人慢，起来也比别人慢，常常落在最后面，看着夕阳把别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割猪草时，镰刀在我手里显得特别沉，一不小心还会割到手。
汗水混着泥土流进伤口，刺刺地疼。
那些曾经嘲笑我的孩子，现在更是变本加厉。
他们不敢明着欺负我，因为大队长警告过，但他们会在我路过时故意学我走路的样子，或者把我好不容易捡的麦穗踢散。
“瘸腿小怪物，没人要咯！”
“她的野哥哥也不要她咯，跑喽！”
每一声嘲笑，都像鞭子抽在我心上。
我从不还嘴，只是把头埋得更低，紧紧地咬着牙关，把所有的委屈和眼泪都咽回肚子里。
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，听着屋顶老鼠跑过的窸窣声和窗外呼呼的风声，才会把那个已经有些干裂的小泥人拿出来，紧紧贴在胸口。
泥人上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、属于向东南的味道。
“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”我对着漆黑的屋顶，无声地问，“你说过会回来的，你说过会照顾我的……你骗我……”
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浸湿了破旧的枕头。
但我很快又会擦干眼泪。
我不能哭，阿娘说过，要坚强。
我要活着，等东南哥回来。
我要让他看到，即使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能活下去。
工分挣得少，分到的口粮自然也不多。
那点玉米面和红薯，根本填不饱正在抽条的身体的肚子。
春天，我就去挖野菜；夏天，我去捡河里没人要的小鱼小虾；秋天，我去捡落在地上的野果子；冬天，是最难熬的，只能靠那点稀薄的口粮硬撑。
营养不良让我比同龄人更加瘦小，脸色蜡黄，头发干枯得像一把稻草。
破瓦房夏天闷热得像蒸笼，冬天寒冷得像冰窖。
最怕的是下雨天，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，我只好把瓦罐、破盆都拿出来接水，整夜整夜听着滴滴答答的声音，无法入睡。
村里也不是没有闲言碎语。
有人说我是扫把星，克死了爹娘，连收养的哥哥都克跑了。
有人劝大队长，干脆把我送远一点，找个孤寡老人或者不能生养的人家送了算了。
但大队长终究是心软，他顶着压力，只是叹着气说：“好歹是条命，留在村里，总归有她一口饭吃。”
我就这样像一棵石缝里的小草，顽强而又卑微地活着。
时间一年年过去，我从一个七岁的孩子，长成了十岁，十二岁……
向东南的样子，在我的记忆里渐渐有些模糊了，只留下一个明媚的笑容，和一个消失在浓雾里的背影。
还有那个，被我摸得表面光滑无比的小泥人。
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，在这闭塞的小山村里，像大多数农村姑娘一样，默默长大，然后也许被说给某个同样穷苦的男人，继续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。
直到一九七八年的春天，一个消息，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潭，在我平静（或者说死寂）的生活里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