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远起了个大早来到乡政府，还没走进办公室，就见胡大平乡长正站在走廊口，手里拎着一只茶缸子，眉头紧锁。
“胡乡长，早。”
“你来得正好。”胡大平点了点他，“马上开个碰头会，有事要你去跑一趟。
会议室里坐着各村支书，还有分管农业的副乡长秦毅。大家神色不太轻松。
“我先讲重点。”胡大平放下茶缸，扫了一圈，“上月雷书记带着省里的‘驻村振兴调研组’下来看点，其中点名了我们东升乡一个问题：清水沟村至今没有自来水入户，全靠人工挑水。”
“这事……也不是没提过，”清水沟村支书老罗插话，“就是钱不到位啊。”
“罗书记，钱不到位是个问题，但你说这话，雷书记要是听见了，一定不高兴。”胡大平语气一沉，“咱们自己都不把这事当回事，还指望谁来帮你解决？”
老罗讪讪地坐了回去。
“高远。”胡大平看向他，“你最近忙完县里的那份材料，正好手头空点。我让你带个技术员和施工队进一趟清水沟村，查查地势、人口和水源，尽快写出一份‘小型集中供水’申请报告，县里说，如果做得好，今年可以优先批一笔‘饮水安全专项资金’。”
“好，我下午就进村。”
胡大平把一摞资料往他怀里一塞，“雷书记希望这件事动作快，争取赶在这个月之前出个初稿。他还亲自点名要你，说你干事靠谱。”
高远心里一震，点头接下任务。
清水沟村地处深山腹地，是整个东升乡最偏远的一个自然村。全村97户，常住人口不到300人，近一半是老人和小孩。村民靠种玉米、红薯和山上采的药材过活，经济极为落后。
高远带着乡水利员老陶、一位施工队的测量员，从乡里出发时，太阳已经爬上了头顶。
车子开不进村，到了最后一段只好步行。他们走着窄小的乡间小路，翻了两个山头才进到村口。脚上沾满泥巴，裤腿湿了大半。
“你们终于来了。”迎接他们的是老罗，“早两年你来的话，可能还能赶上一口井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高远一愣。
“那时候我们上边还有个泉眼，后来年年干旱，水也没了。”
说着，老罗领他们看村里的“主水源”——一口大水缸，缸旁边的引水沟是竹子凿成的水管。水是靠雨天接的，或者村民们背着塑料桶从半山腰挑回来。
“有时候一桶水要挑半个钟头，家里多点人就要多走几趟。”一位六十多岁的妇人说，“小娃儿不懂事，洗一次澡要用好几桶水，心都痛。”
老陶在水源点前蹲下来观察：“地势太高了，没法靠重力自流……只能打一口机井，用高位水塔供水。”
“那得多少钱？”老罗问。
“我们看完地再估。”高远说。
他们沿着山路一路勘查，把村里几个可能打井的位置测了个遍，结果发现地下水位不稳，水源点分布不均，建井难度远超预估。
施工队的测量员边记边说：“这个村，得建三到四个小型水塔分片供水，不然压力上不去。”
“那费用就高了。”老陶叹了口气，“县里的饮水专项，一年也就一百多万，几个乡都在争，你这方案一做出来，预算一过三十万，搞不好就被刷下来了。”
“刷就刷，我们不能搞个糊弄人的方案。”高远说得很坚定。
他晚上住在村委会，点着昏暗的灯，一笔一划把数据写进笔记本。他决定，不以节省成本为第一目标，而是以“村民真正用上干净水”为底线。
第二天，高远让村里通知各家各户来开个院坝会。他站在台阶上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不能保证县里一定批，但我能保证，我们上报的是最真实的方案。”
“有人说我们村穷，说我们离得远，说我们人少。”他说，“但我觉得，越是这样，就越需要水。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“是！”一个老太太喊。
“对！”一个年轻人举着娃跟着附和。
“我们穷人也该喝干净水！”
掌声响起来。那天，高远突然意识到：哪怕只是为这几十户人家，他也必须把这份报告写好。
回到乡里，他开始连夜赶工。老陶和测量员帮他算数据，他负责写方案和报告。第一稿写到凌晨两点，电脑又一次死机，文件差点全丢。他硬是把文档从回收站找回来，熬到天亮才写完。
“建议东升乡清水沟村采用‘多点供水、分片取压’方案，建立三处蓄水高台及一处蓄水池，总投资预算为38万元，其中设备费、人工费、材料运输费等详列……”
他附上照片、地势图、水样报告，还特地写了一页“可行性分析建议”——用简洁的白话解释：我们不能只打一口井凑合事，我们必须花这么多钱，这不是“铺张”，而是“基本保障”。
雷书记在收到报告后的第三天，亲自打来电话：“高远，你这个报告，写得很实在，我已经签字上报。县委讨论的时候，如果有人问预算为什么偏高，我会替你顶上。”
高远心里一热：“谢谢雷书记，我只是觉得……这事值得做。”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信你吗？”雷书记声音低了下来，“因为你不是写材料的人，你是写信念的人。”
七月初，县里终于批下专项资金，清水沟村的供水工程正式启动。
开工那天，村民自发杀猪摆席，老罗抹着眼泪说：“我们村终于要有水喝了。”
高远笑着帮他倒酒：“老书记，再过一个月，你就能喝上自来水泡的茶了。”
“到时候你得来我屋头，喝头一壶。”
高远点头。
他知道，那不只是一壶茶，更是山民信任他、高原理解他的方式。
也是他在这片土地上，赢得的最真切的一份回报。